新书推介

《汉唐海洋文献辑录》《汉唐海洋文献辑录》上下册,尚永琪编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3年3月出版。该书是一部海洋历史文化资料集,它以正史文献为中心,辑录了汉唐史部、子部和集部等文献中关于海洋的记载。全书分上中下三编,分别是两汉三国文献中的海洋记述、两晋南北朝文献中的海洋记述、隋唐五代文献中海洋记述。     

隋唐长安城东北角夹城及十王宅遗址2022年度发掘简报

隋唐长安城东北角夹城及十王宅遗址位于隋唐长安城遗址东北部。2022年5月至12月,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对该遗址区域内十王宅东坊墙、东坊墙与夹城墙之间的道路、北坊墙与外郭城北城墙之间的唐代地面、外郭城北城墙进行了主动性发掘,清理道路、车辙、排水沟等遗迹,并解剖了十王宅东坊墙墙基,外郭城北城墙墙基。本文即是对2022年度发掘工作主要收获的简报。     

晋制与君统——魏晋南北朝陵墓制度的流变

晋制和君统,是魏晋南北朝陵墓发展脉络中最鲜明的两个特性,也是理解魏晋南北朝陵墓制度两个有效的切入点。尽管晋制在概念层面上存在不完善之处,但仍可用于指代包括帝王陵墓在内墓葬俭省和约束的特征,进而展示西晋墓葬和曹魏、东晋墓葬的关联性。十六国、北朝和南朝的陵墓,则在陵区选址、陵墓石刻、墓葬形制与壁画等诸多方面彰显了皇权的伸张,显示出君统对陵墓制度的深刻影响。     

隋唐洛阳城里坊门的形制

隋唐洛阳城实行了严格的里坊制,普通百姓的居住区被限定在里坊内。里坊基本呈方形,东西南北四个方向都设有坊门,坊门严格按照律法定时启闭。以隋唐洛阳里坊门遗址的考古发掘资料为基础,结合文献、壁画、碑刻等材料对坊门的记载,以及唐代建筑研究成果,可以推测隋唐洛阳城里坊门有单层式与城楼式两种样式,坊门屋顶采用级别较低的悬山顶。     

隋唐洛阳城与龙门石窟空间关系之辩证

文章以龙门石窟现存造像题记为切入点,细致梳理了石窟与洛阳城行政区划的相关资料,涉及洛州、河南县及洛阳县,城内建置类型包括里坊、市场及寺院。同时,结合历史文献资料,构筑了题记所呈现的洛阳城社会空间。在都城研究整体观的视野下,作者重新审视了隋唐洛阳城与龙门石窟的空间关系,可以概括为“南北呼应,城窟一体”,自隋至唐,龙门实现了从洛阳城中轴线南端基点到佛教圣地的转变。     

隋唐时期塔里木城邦诸国的社会生活

隋唐时期塔里木盆地四个主要城邦国家龟兹、焉耆、疏勒、于阗在统一、安定的社会环境下物质生产都在继承各自历史传统的基础上有了新的发展、进步,在物质生活、精神生活领域也有了重大的历史变化。其中疏勒还发生了碧瞳人入主其国的人种变异,社会习俗与宗教信仰的变动尤剧。龟兹、焉耆各自经历了一段突厥化的过程,入唐后又受到汉文明的强烈影响,出现了推发型逐渐取代剪发型以及大乘佛教自东返传并且转盛的新趋势。于阗大乘佛教一度中衰而后复兴,仍占主导地位,汉语文与汉历法都已溶入当地文化。龟兹乐、疏勒乐、于阗乐的分野显现了城邦诸国的文化差异。龟兹乐的源头是印度北宗音乐;疏勒乐的源头是被斯袄教音乐;于阗乐不用琵琶则反映了一种西域古乐种的历史延续。此外,城邦诸国的节日、娱乐活动的异同亦共同印证了作为丝路中枢的西域地区多元文化共存的格局     

中国魏晋南北朝家族文化与文学研究现状与思考

现如今,对于家族文化的研究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进行一系列的史学以及相关文学的研究,已经成为当今对家族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的手段。在最近的几年里,有关于这一方面的研究也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效果。在当前,对于文学方面的研究以及家族文化的研究存在整体研究不足的这一现象,文学方面的研究同历史文化的研究并不相互统一,都有各自的研究理论。     

隋唐组玉佩刍议

以片形玉佩饰形态出现的组玉佩是隋唐中、高级墓葬时有发现的随葬器物,但由于始终没有完整的发现,考古发掘者对这些零星玉佩的性质和组成结构皆无法定论。唐总章二年刘智墓组玉佩的出土,为研究唐代组玉佩的结构与形制提供了翔实的资料。本文以此为基础,梳理了隋唐玉佩的考古发现状况,并结合文献资料,确定其来源于三国、两晋组玉佩,适用范围为整个隋唐时代的贵族和高级官员,是当时"剑珮绶"的朝服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魏晋南北朝经学的演变与更新

皮锡瑞在《经学历史》中认为：魏晋为经学中衰时代,南北朝是经学分立时代,并不能代表这个时期经学的全貌。东汉末年郑学的出现,标志着经学兼容古今而演变的方向。三国时期经学在南方传播,出现了南北互动的新气象。魏晋经学在北方继续传承,并在演变中得到发展。十六国北朝各少数民族统治者“变夷从夏”,缩小了胡汉民族文化的差异,中原儒学虽历经丧乱而得以存续,更值得注意的是妇女也参加了经学教学与学术传承。北朝经学继承两汉以来的传统,比较重视考证,而不善于创新。东晋南朝儒学受玄学的影响,清谈之风推动了儒释道的交流,教育格局多样化促进了儒学的玄化。所谓“南人约简,得其英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出现了南北学风的不同趋势。陆德明撰《经典释文》,由陈入隋入唐,将南学传入北方。颜师古、孔颖达定《五经正义》,亦多从南学。南学终于成为唐朝经学的主流,并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