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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秦的仓制是认识其时社会经济的一个重要窗口。睡虎地秦简中“离邑仓佐主稟者”仍应理解为主管稟食的离邑仓佐,而非“离邑仓佐”与“主稟者”两类人。里耶秦简所见乡仓由乡啬夫而非仓佐主持稟食,当是秦统一前后稟食制度变化上的一种体现,反映了仓、乡对离邑仓管理权限的此消彼长。最迟至秦始皇二十六年,乡啬夫已经取代仓啬夫成为离邑仓的稟食主导者。这种转变应是在乡官事务日渐繁剧的背景下逐渐形成的,对节约行政资源与提高行政效率都具有重要意义。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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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伊凡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8,(1):112-117
北京大学入藏的秦代水陆里程简册中记载秦代有"阳"县存在,关于这一新出现的秦县,前辈学者认为可能是位于今河南省方城县的秦汉"阳城"。然而,从简册中记载的"阳"县下属各乡到其他地区的距离来看,"阳县"不太可能在今方城附近,而更有可能是位于先秦"唐"国故地的"唐"县。其他出土材料所见的"唐"县一般写作"阳",清华简《系年》中还有楚国曾灭"唐(阳)"置县的明确记载。秦代的阳县应该就是继承了楚灭唐国之后所设的阳县。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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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守儿童的生活、身心、教育等问题,已经变成当今社会面临的一大难题。根据最新的统计数据,中国城镇化率为57.35%,城市化进程仍在不断加速,这导致留守儿童也将越来越多。过去5年,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经济学者张丹丹和她的合作者以服刑人员为研究对象,从经济学角度做了调研分析,发现在16岁之前有留守背景的农民工犯罪的可能性比普通农民工更高。她的结论是,有留守背景的农民工群体受教育程度低,情绪不稳定,更容易有暴力倾向和不公平感,童年关键成长阶段的经历对一个人的塑造产生不可逆的影响。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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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一代曲学大师．在民国学林享有盛誉。他对曲律、曲史包括词学理论造诣极深,以一本《顾曲尘谈》深得蔡元培赞赏,遂于1917年被聘为北大教授,讲授古乐曲。自此．不登大雅之堂而曾被鲁迅概括为“咿咿呀呀”的戏曲首次进入最高学府。并占有一席之地。他叫吴梅．在世时与王国维齐名．二人并称戏剧研究领域的“南吴北王”。他的一生．就像一台波澜起伏、动人心弦的大戏。曲终人散．余音袅袅．回响于历史与现实之间……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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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大幕徐徐降下，凝结在历史大幕上的痕迹也许已经被时间风化和稀释而被人们所淡漠，于是，就有了当年鲁迅似的感慨：“然而造化又常常为庸人设计，以时间的流驶，来洗涤旧迹，仅使留下淡红的血色和微漠的悲哀。”不知怎的，那日与友人说到这些，忽然就想到了北大——老北大的三个湖南籍女子。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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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代编制作徒簿的机构有授予方的司空和仓,但二者分工不同;接收方包括库、田官、畜官、少内、属乡等。作徒簿分为临时付受与月度统计两种。秦代各级地方机构对刑徒管理的分工为:郡提出指导原则,县掌握本县刑徒的数据,县属机构负责具体管理。在当时人的观念中,徒隶是一个阶层的泛称,但在司法行政文书中则有特定的内涵,司寇不包括在内。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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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耶秦简中大部分是秦代地方的行政文书,为我们考察文书的运作形态提供了根据。从已经公布的简牍来看,秦代文书的运作形态十分规范。撰写公文由专门的书佐承担,并且要在背面左下角以"某手"的形式签署,此人即为始发公文的责任者。在中间每一步处理环节书写完毕都要紧接着处理意见签写其责任者的名,同样是以"某手"的形式。公文在抄写副本时也要将这些署名照录。收到文书后由责任者发阅,根据公文内容判断是否需要回复或转发。如果不需要,就直接在原简背面最左边写下收文记录并署名"某手"。如果需要回复或转发,就要另制作一份抄件副本,将来文内容抄于其上,并且将原文件的责任人署名照录于副本的同一位置,然后在背面左起第一行写下记录,这些工作完成之后再把来文的原件交给上级处理。在文书运作中,文书的性质也随着"传""别书"而发生变化。对于"某手"的理解,不能简单地认为是书写者的签名,而应是文书的责任人。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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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讲义费风潮再回顾1922年10月12日,北京大学新学年开学,由评议会通过的征收讲义费决议付诸实施。10月18日出版的《北京大学日刊》,刊登有朱希祖、王世杰、沈士远、丁西林、李书华、沈兼士、周鲠生等评议会成员联名写给蔡元培的来信连同蔡元培的回信。前者建议:"本校讲义印刷费,岁达一万余元;然图书扩充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