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农村改革的来龙去脉

有人说：中国的改革从农村开始,农村的改革从安徽开始。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安徽先后进行了“田间管理责任制加奖励”（即“责任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即“包产到户”）、“土地家庭承包经营制”（即“包干到户”或“大包干”）及“农村税费改革”的试验和改革。     

马寅初与“包产到户”的一段情缘

马寅初先生是我国著名的经济学家,他提出的节制生育,控制人口的《新人口论》及所遭受的错误批判,早已家喻户晓。可马先生1962年支持农村“包产到户”,并与被毛泽东批判的一位“单干理论家”之间,有着一段堪称佳话的情缘,可能就鲜有人知了。     

敢说真话的郭崇毅

我与省政府原参事、省政协原委员郭崇毅是1985年同在安徽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共事才认识的,他是副主任,我是委员。见他议论文史或时政,直言不讳,留下较好印象。1992年秋,我在美国马里兰大学看到一本关于中国改革开放十年的书,对其中有一段介绍1979年7月安徽省政协委员郭崇毅上书中央,要求准许包产到户,实行农村改革的事迹,很感兴趣。     

小岗村四次红手印

当年一份"包产到户"的生死契约,让一心只想吃饱肚子的小岗人无意间创造了历史,揭开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然而,这个凭着一串红手印率先告别饥饿的村庄,在震惊全国后却沉寂了……直至2006年之后,全体村民为留下下派干部沈浩,又摁下3次红手印,再次将小岗村推向大众视野,也感动了全国人民。     

邓子恢和六十年代的包产到户试验

1972年12月,邓子恢在北京医院病情恶化,陷入昏迷状态。生命垂危之际,邓子恢喃喃细语:包—产—到—户—没—有—错!邓子恢为何     

我国在计划经济时期对农村公有制实现形式的探索

计划经济时期,我国几次调整农村集体经济的基本核算单位,并不断尝试建立健全农业生产责任制,以此为中心开展的对农村公有制实现形式的探索为新时期的农村经济改革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必要的环境。合作化以来在包字上做文章对多种     

“包产到户”第一人传奇人生

一提起“包产到户”,人们自然就会想到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因为那里是中国最早实行“包产到户”的地方,并为农村改革拉开了序幕。其实早在20世纪50年代,在四川省偏远山区小县的芦山县,就有一个当年才18岁的小青年主张“包产到户”、屡屡上书毛主席而被错误打成“右派”和“反革命”后,两次以死捍卫真理,在牛棚里一蹲就是20多年。如此坎坷的人生苦旅,爱情之路自然也不平坦。在2001年的元旦前夕,笔专程赴四川省芦山县采写到了这个鲜为人知的故事……     

永嘉改革：被歪曲了的改革者李桂茂

上个世纪50年代中期,浙江在农业合作化过程中,曾发生几起震动全国的大事件,其中影响最大的一件就是1956年发生在温州地区永嘉的“包产到户试验”。与当时全国不少地方出现的农民自发的行动不同,永嘉不仅实行的面大（实行包产到户的占全县总农户的42％,影响所及,温州地区也有15万农家实行包产到户）,而且是由中共永嘉县委正式作出决定,有组织有领导进行的,这在全国实属首创。杜润生说,这次试验是中国农业“生产关系自我调整的先例”。但这场雄心勃勃的试验,刚刚取得初步成果之时,风云突变,试验被诬为严重的“复辟资本主义”事件,中途夭折,有关人员受到残酷打击。时任中共温州地委委员、永嘉县委书记的李桂茂,是这场试验的领导者、决策者、组织者,自然难逃“罪责”。但念及他战争年代的革命资历及功绩,由浙江省委主要领导亲自过问,才决定网开一面,改变开除其党籍的原议。处分却是很严厉的：从地委委员、县委书记一下子贬为瑞安县塘下公社管委会副主任。可以说,这场试验改变了李桂茂后半生的命运。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包产到户合法地位缺失的多维分析

在当代中国,执政党的指导思想、政治路线及相应的重大决策对社会的发展变迁具有决定性的意义。20世纪五六十年代,包产到户曾经一而再、再而三地兴起,但最终都沉寂下去。究其原因,从理论角度分析,包产到户在传统的社会主义理论中找不到相应的支撑;从经济角度分析,包产到户“有悖”于国家工业化的战略部署;从领导决策因素分析,包产到户没能取得全党特别是最高决策者的认同。     

称邓子恢“小脚女人”之由来

邓子恢是国际国内公认的农业专家，曾任中央农村工作部长，国务院副总理。在农业合作化初期，即1953—1955年春，在制定农业大政方针和实施步骤上，和毛泽东是不谋而合，观点一致，思路相同。但1955年后，由于最高决策人头脑发热，脱离农村实际，使他的正确主张和意见不但得不到支持和实施，反而成为被批判对象。1955年5月5日和9日晚，毛泽东南巡回京后，两次召见邓子恢，他要改变一个月前同邓商定的“停、缩、发”三字方针，明显透露农业合作化要加速，故问邓子恢：“1957年农业合作化40%可不可以？”邓子恢当然知道统帅的意思，但他想到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