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富裕县依克明安旗遗址考古调查报告

2013年7月,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与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组成的考古队对黑龙江省富裕县富海镇大泉子村的依克明安旗(简称依旗)遗迹展开考古调查,基本确定了依旗遗迹的类型和分布位置。依旗遗址由旗府遗址、大智寺遗址等组成,本次重点调查了旗府、大智寺遗址的位置。旗府内发现了三处岗楼遗迹和武库弹药,大智寺遗址出土了1件鎏金镂空铜饰、3件铜油灯等遗物。此外,在遗址周边还发现了铁马镫、大型石座与抱鼓石、门枕石、清末地面勘界石碑等。遗址年代为清末、民国时期。     

清末民初中葡关于澳门的交涉和新约的签订

本文通过对清末、民初的中葡澳门勘界谈判的回顾,揭示了清、民国政府与葡萄牙政府围绕勘界展开斗争的过程。由于这一时期适逢中国政府发生更替,葡国政权也有变更,因而中葡谈判过程变得更为复杂。本文在评述这一时期的中葡关系时,特别注意到地方民众运动对于推动政府外交所起的促进作用,并予肯定。     

论中越陆地边界问题解决的历史意义

2008年12月31日,中越两国如期解决了陆地边界的勘界立碑工作,圆满完成了两国制定的陆地边界的划定、勘定和立碑工作计划。对于中国而言,其意义主要体现在：有利于中越两国的政治互信,对中国的国土安全及国家安全具有重大意义;有利于中越两国间的经济交流与合作关系的发展;有利于回击＂中国威胁论＂,展示中国负责任大国的形象。     

民国时期的甘青省界纠纷与勘界

民国时期,历史上长期积累的政区边界矛盾全面激化。为彻底解决政区边界纠纷和规范管理,南京国民政府颁行《省市县勘界条例》,推行依法勘界,但效果并不理想,省界勘划尤为艰难。甘青省界临循段勘划因青宁"二马"之争而坠入死局,祁连山段因甘青两省对立而长陷僵局,夏同段因黄马相争而频生战局,呈全线停滞之势。甘青勘界之难突出反映了民国时期省际勘界所遭遇的政治困境及西北民族地区政治格局的复杂性。     

试论“雍正安南勘界案”秉承的依据和原则

文章对“雍正安南勘界”的缘起、双方划界过程中的争执以及最后结局进行了梳理,认为双方虽有不同的划界依据,但原则基本上是相同的,即自然因素、政治因素和文化因素,这也基本上符合现代国际划界的原则。只是这样的原则在实际划界过程中并没有得到贯彻和执行,由于受当时清王朝与安南宗藩关系的影响,最高统治者的政治观念或者文化心态成为此次划界的决定因素。     

中法战争后清政府勘分中越边界中的观念变迁与措置纠葛

清代治边、防边讲究"守在四夷"、"树表捍边",中法战争后越南沦为法国殖民地,原本辅车相依的南疆藩篱一变为卧榻之侧的西方敌国,传统观念却仍然左右时人认识。战后中法勘分中越边界,清政府为阻法国进逼边境,在如何分画边界问题上始终纠结瞻顾,勘界过程纠葛不断,由边界划留"隙地"到争取"新界",最后始定"一线为界"。时人观念也由开始竭力避免与法国为邻,演变为守定现界、与法方争利,此一时期也成为国人近代边界、边防观念形成的重要时期。     

疆土为大局之所系——张之洞与中越勘界

中法战争中,时任两广总督的张之洞主持军务,坐镇後方,指挥调度,取得镇南关——谅山大捷,为时人和後人所津津乐道。但是,在这场战争尾声的中越勘界中,他的作为却较少被人关注。其时张之洞奉命会勘中越边界,虽然并非主事者,但敏锐地认识到勘界事关国家安危与领土主权,任务重大,影响深远,不容有失。他着眼全局,不仅勘界前密陈机宜,建言献策,而且对於所辖广西、广东界务尤为究心,协助勘界大臣邓承修较为顺利地完成勘界任务,充分体现了他的爱国主义情怀。张之洞也见证和体验了对外交涉的艰辛与无奈,认识到涉外事务与国家的强弱有关,并趋於理性务实。这对其完成从词臣到疆吏、由清流入洋务的大幅转身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     

20世纪初英国勘划新界海域界限考略

1898年6月9日,在列强瓜分中国的背景下,中英《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在北京签订(以下简称《专条》)。《专条》将新界租借给英国。次年3月19日,中英代表在香港签署了《香港英新租借合同》,将租借地北界划在深圳河     

长白山东南地区石堆土堆筑设的真相

清光绪朝中朝会勘图们江边界时,李氏朝鲜高宗政府以筑设在长白山东麓黄花松沟子一线的石堆、土堆为划分边界的合法标识物,其实是一些伪证。这些石堆、土堆原来是李朝肃宗政府的下级官吏擅自改变清康熙朝查边钦差穆克登委托筑设边界标识物的施工地段,咨意筑设的,当年李朝政府曾明白认定其为非法,所以黄花松沟子根本不是历史上的中朝边界线。而李朝高宗政府改变原来立场,竟然利用这些伪证向清政府提出领土要求。当两国勘界代表分队会勘时,朝方人员在树丛中发现了肃宗朝时在穆克登委托的地段上最初筑设的石堆,但却故意欺瞒清政府勘界委员。因此,清光绪朝中朝会勘边界是李氏朝鲜高宗政府利用伪证、隐瞒实证对清政府进行的外交欺骗     

清代海洋失事查勘制度建设及其困境

清康熙二十三年开海后,中国近海海域因海盗活动造成的商民船只失事案件持续增加。为维护海洋社会秩序,强化海上司法管辖,清政府在全面勘定沿海地方海域边界和内外洋界限的基础上,建立起一套海洋失事查勘制度,试图使海洋失事案件责有攸归。不过,随着清廷对失事查勘主体的问责机制日趋严密,加之缺乏有效的激励手段,海洋失事查勘制度的推行面临沿海文武官员的层层阻力。同时,失事船主“候官会勘”司法程序的取消、传统水师洋图绘制技术的滞后,也影响了该制度的实际运行效果。朝廷定例与沿海地方司法实践之间的矛盾,是清代海洋失事查勘制度陷入困境的症结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