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儿荷花真好!

著名作家沈从文在＂文革＂期间,陷入了不幸的境地。他不仅遭到无数次的批斗,每天还要负责打扫历史博物馆的女厕所。古稀之年,他又被下放到湖北咸宁接受劳动改造。但沈从文对此毫不在意。他给他的表侄、画家黄永玉写信说：＂这儿荷花真好,你若来看,一定会很喜欢的。＂这普普通通的一句＂荷花真好＂,竟使那段苦难的日子飘荡着荷花的芬芳。无独有偶。深受表叔影响的黄永玉,     

论雷州半岛文化特色的形成及发展

何谓“文化”?有人说,文化的定义有260多种,有人说有400多种。因为角度不同,学科不同,给文化下的定义也不同,可谓众说纷呈,莫衷一是。     

我在右派专列上

1958年3月,京城春寒料峭。这个月上旬的一天,我奉命到前门火车站集合,搭车去东北边陲的北大荒劳动改造。到得前门,见靠近城墙一侧的人行道上,已排列了长长的队伍,他们大都裹着严严实实的冬装,不少人脚登笨重的大头棉鞋,胳膊里挎着赶大车老乡用的那种老羊皮大衣;队伍中甚少有人言笑,大半神情严肃,目带忧伤。我揣摩,这可能就是中央各部委“右派”的候车队伍,一问果然。我在靠近队尾的地方找到了本报(注：《光明日报》)难友钱统纲等人,也排进了队伍。     

青海纪事

最初印象1963年3月,我随丈夫奉调青海。青海地处边远,人烟稀少,是历代充军、劳改的地方。不少好友深为我们离开首都北京而惋惜,在友人的劝说、帮助下,我们暂留两个孩子在北京读书,两年后又在丈夫的坚持下将这俩孩子接到了青海。记得离京时是一个春寒凛冽的早晨,我们一家四口带着简单的行装,在大家的热情欢送下,乘火车离京西行。经过两天一夜的旅途劳顿,我们顺利抵达青海省会西宁。当时,青海省面积为70万平方公里,人口不到200万,真可谓“地广人稀”。全省分农、牧区两部分。农业区比邻甘肃,占东部之一角,约7万平方公里,人口约占全省之一半,多…     

牛道一回忆录（六）

二十、入狱后接受劳动改造1951年9月间,我由北京回到沈阳的第二天一早,院长靳树梁派人叫我到他家里去一趟。我急忙赶到靳家,见一辆公安部门的吉普车停在院门口。我走进院长的屋里,两位公安人员很客气地说：“牛道～先生,请你跟我们走一趟吧!”上了他们的吉普车,我预料到可能出事了。我想起1945年末我在重庆被中统拘捕的情最,我感到纳闷不解的是,那一次是国民党抓我,这一次是共产党抓我,倒霉的事怎么都让我赶上了？我还想到,这一次可能跟我的历史问题有关。虽然在北京没能将我的罪恶历史翔实地写出来,但我并不害怕。我干过坏事,但也为共产党立过功。这么一想,便要求他们将车拐到我的住处,我需要带些身边的日用品。到了家,我才发现已经被搜查过了,保姆抱着我那才十几个月的女儿在哭。我心里一阵酸楚,我是被捕了。     

我给江青当秘书(十)

江青不仅迫害党和国家的高级干部,而且还迫害她身边的工作人员。我在江青那里工作了五六年,亲眼看到她对身边工作人员的迫害。有的被她打骂,有的被赶回原籍,有的被停职检查,有的被送进农场、赶到五七干校劳动改造,有的被戴上几顶大帽子,在精神上受到极大打击,在政治上长期得不到解放,有的被隔离审查,有的被关进监狱。     

黄泛区农场里的“多国部队”

1951年,黄泛区农场建场时,我是场里的拖拉机驾驶员。1954年春天,黄泛区农场来了一批外国人。他们不是来支援农场建设的,也不是来参观学习的,而是来农场劳动改造的。其中既有参加侵略战争还没遣返的日本人,也有在朝鲜战场上被俘的美国、比利时的大兵,这些人组成了当时黄泛区农场里的“多国部队”。随他们而来的有两名翻译人员,还有许昌专区（当时西华扶沟属许昌专区）公安处二科科长徐文俊。徐文俊来农场后任农场修配厂党支部副书记,住在场保卫科,专门负责这些外国人的劳动改造,做他们的思想工作和安全工作。     

江青剽窃《红灯记》的前前后后

阿甲获得平反 “文化大革命”后期,从劳动改造的干校回到剧院的《红灯记》编导阿甲,刚走到大门前,就被热心的门卫师傅叫住了。     

见证拉萨监狱

平时闲来无事,总爱在一些偏僻小巷走,没有什么目的,也无所谓方向,仅为养眼而已。     

郭小川：“我拯救了我的灵魂”

1970年新年刚过,郭小川作为与周扬专案有关的40人之一,第三批从北京出发,赶赴湖北成宁文化部“五七干校”(第一批是先遣队,第二批是大队人马,第三批是零星人员),开始了他长达六年的劳动改造生活,当然这其中包括他转押至天津团泊洼干校的一年和借调外出工作的时间。这是郭小川思想转变历程中最重要的六年。正是在这六年里,他完成了对江青一伙在文艺界的法西斯暴虐专制从盲从到怀疑、从觉醒到斗争的认识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