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教士与十九世纪下半叶西方动物分类知识在华传播

本文以动物分类知识为线索考证了19世纪下半叶在华传教士编撰的多部动物学文献的底本。在此基础上,本文分析了诸文献反映了何种发展水平的西方动物科学,并总结了传教士在华传播西方动物学的特点和规律。本文认为,传教士的动物学文献向中国输入了1859年以前较为先进的西方动物学知识,但对于1859年后受到进化论影响的动物分类体系没有任何介绍。传教士长期作为传播西方动物知识的唯一渠道,导致在进化论影响下产生的自然分类法没能更早传入中国。     

铜陵博物馆藏青铜人面饰件微探

人面纹饰青铜器的出现有着历史的渊源。人面纹像最早出现在史前时期的岩画中。在北方的宁夏、内蒙古、甘肃、新疆、青海等地广泛分布,宁夏贺兰山有着大量的人面像岩画分布,同时在江苏、广东、广西、福建、台湾等东南沿海也有一定数量的分布。在新石器时代,人面纹饰出现在仰韶文化的彩陶中,如陕西西安出土的半坡人面网纹盆。在安徽淮河流域的蚌埠双墩遗址出土了陶塑人头像。在大汶口、龙山、良渚等文化出土的玉器中出现了不少人面形纹饰。人类社会由新石器时代进入青铜时代,社会生产力有了质的飞跃,中国也进入了高度发达的青铜文明。     

考古遗址中出土麋鹿骨骼遗存研究

麋鹿是产于我国的一种珍稀动物。据统计,我国新石器时代以来被认定出土有麋鹿骨骼遗存的遗址共计51处,以新石器时代和商周时期为主。地域分布北至吉林白城,南至浙江余姚,西至陕西宝鸡,东至上海。文章结合考古遗址中出土的麋鹿骨骼和文献资料,认为麋鹿是先民主要狩猎对象和随葬祭祀中的重要祭品之一,且与楚地先民关系紧密。     

汉画像石菱形类纹样衍变考释

汉画像石中的菱形类纹样至少有四种起源,形成"菱形纹"和"菱形套环纹"两种基础纹样。汉画像石上在两种纹样基础上衍生的菱形类纹样多达30余种,依据其图像功能可分为"装饰纹"和"符号纹"。汉代之后,菱形类纹样的象征意味逐渐淡化,仅作为一种简单的、装饰性的抽象几何图案被保留至今。     

定窑瓷器萱草纹刍议

萱草纹是定窑瓷器代表性纹饰之一。定窑瓷器上的萱草纹模仿植物萱草的特征,有些与莲荷纹形成组合。本文以考古发现为基础,对定窑瓷器上的萱草纹进行了类型学研究,并进一步探讨了此类纹饰的流行年代、对其他窑场的影响及与莲荷纹组合的原因。     

对保护和开发东海老淮猪特色资源的思考

<正>日前,《新华日报》《扬子晚报》凤凰资讯、新华网等主流媒体关于"中国东海老淮猪产业发展论坛"的报道,由于中国农业合作促进会动物福利合作委员会会长、农业部动物生理生化重点实验室主任、南京师范大学教授、江苏省农科院畜牧研究所专家等业界"重量级"人物的出场,吸引了众多关注关切的眼球。一致的认识是,在加快推进现代农业建设和文化产业发展、日益重视生态文明和食品安全的大背景下,东海老淮猪将迎来一个蓬勃发展的新阶段。     

动物疫病防控档案管理新探索

我国的动物疫病防控中心承担着群体预防的重要责任,在进行动物疫病防控、动物卫生监测和动物疫病科研等过程中,形成了很多动物疫病防控档案,因此科学合理地对这些档案进行分类和管理非常有必要。对动物疫病的档案进行有效地管理,不但是档案管理工作的基本要求,还能科学高效的满足动物疫病防控工作中对档案的需求,提高动物疫病防控工作的效率和质量。     

东南沿海古代墓葬装饰艺术中的外来因素

<正>东南沿海是我国古代海洋交通与对外文化交流的中心,汉唐至宋元间的墓葬文化内涵中大量的外来文化因素就是中外海洋交通的结果。学术界对于古代墓葬随葬品的外来因素研究较多,如安家瑶、杨伯达、干福熹等对舶来玻璃器的研究1,夏鼐、孙机等对外国钱币、器具、装饰品等的研究2,李刚等对墓葬出土堆塑罐、胡人俑形象的研究等3。实际上,东南沿海汉至唐宋时期墓葬结构装饰中也有一系列海外因素,如外来动物形象、外来宗教神话形象、外     

吉州窑绿釉瓷枕的装饰艺术探讨

<正>吉州窑是宋元时代南方一座能生产众多产品、具有特色的综合性瓷窑。瓷器种类有青釉、白釉、黑釉、白釉彩绘、绿釉和雕塑瓷等。吉州窑制瓷技艺兼采众长、技艺高超,形成其产品丰富、装饰技法多样、地域色彩浓厚的特点,装饰技艺有木叶贴花、剪纸贴花、釉下彩绘、刻划花、印花、剔花、点彩、洒釉、捏塑等。最具代表性的产品是色彩斑斓,富于变化的黑釉瓷和自然清新、具有鲜活民间艺术风格的釉下白地彩绘瓷,并创烧了木叶纹、剪纸贴花、玳瑁斑、虎斑纹等构     

动物考古学与复杂社会——动物群分析在贸易、社会地位和族属研究中的某些应用

自20世纪60年代后期以来,动物考古学成为考古学研究中发展最为迅速的分支学科之一,利用动物骨骼遗存研究复杂社会显示出动物考古学的特殊魅力。本文利用旧大陆西部和新大陆的动物考古学研究案例,首先讨论了动物和动物产品在贸易和交换中的作用,接下来又探讨了动物遗存的差异在多大程度上可以用来重建社会不平等,最后,则批判地考察了动物遗存在辨认史前和历史时代早期族群差异方面的作用。不仅如此,作者还讨论了从事复杂社会研究的动物考古学家所使用的方法,以及这些方法的局限性。作者认为,动物群分析可以作为研究复杂社会经济基础的一个有效方法。动物考古学除了为饮食和生存活动提供有价值的信息之外,动物骨骼分析还可以用于重建过去的交换系统,辨识人们的社会地位和族属。但要做到这一点,动物考古学家必须把分析建立在大量精心收集且出自合适的考古学遗迹单位的动物遗存之上。这意味着动物考古学家必须首先是考古学家,他们应当少花一些时间担心最小个体数、可鉴定标本数以及其他计算生物分类单元丰度的方式的优劣上,而应把更多的时间放在考虑怎样能把动物资料与其他考古学和历史学证据整合起来。因为只有把动物群资料和其他证据结合起来,我们才能理解复杂社会的经济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