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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杨芹 《史学月刊》2013,(3):40-47
宋代之制诰文书主要为用于包括宰执、皇亲在内的中高级别人事任免、加勋封赠的"王言"文书,通常由善于文翰的两制词臣负责起草。本着"示于后世,则为王者之训谟"的目的,宋人将大量制诰文字编次成卷,收入文集,传播四方。此举亦旨在保存"本朝之故实"。因制诰在一定程度上还反映出作者的文学造诣和创作水准,有不少篇章于时已大获赞誉,故宋人将其纳入文集不仅为合法之举,亦为彰显声名之事。另外,个人对"王言"制诰的搜集、编录亦与朝廷对制诰的颁布、管理及宋人对文集之编纂有紧密联系。  相似文献   
2.
北宋前期的知制诰和以后的中书舍人及翰林学士负责撰写敕命或制敕包括诰词的初稿,称为“书行”,又称“书名行下”、“签书行下”、“行词”、“行”、“命词”、“演词”、“撰述”、“草”等。知制诰和中书舍人及翰林学士一般应在本人撰写的敕命或制敕包括诰命初稿后面署上自己的名或姓名,偶尔还在其后写“行”字。给事中负责复看或复审这些初稿,也在其后署上自己的名或姓名,初步断定在最后面并不签书一个“读”字。有时由於皇帝或权相的干预,出现过命令给事中或起居舍人、中书门下检正诸房公事“书行”,或者命令中书舍人或中书门下检正诸房公事“书读”等反常情况,而一些中书舍人、给事中、起居舍人等也往往严词拒绝。  相似文献   
3.
<正>许昌市关帝庙内,存放着一通元朝延佑五年(1318年)立的《追封陇西郡伯李彬碑》。其碑高3.10米,宽1米,厚0.30米,下部已经残缺,字迹也有脱落。碑文竖排21行,967个字,正楷,寸许。前署"中奉大夫礼部尚书清河元明善撰,翰林学士承旨荣禄大夫制诰兼修国史吴兴赵孟頫书"。从不完整的碑文看,此碑是李彬之子李谦为其父母所立。李谦当时官朝列大夫、无锡知州,所以才请得动元明善、赵孟頫这些名流为之撰文、书写。  相似文献   
4.
蔡名哲 《清史研究》2020,119(3):109-118
制诰之宝在明清易代之际扮演了重要角色。当时皇太极君臣视该玺为秦玺,故其继统乃来自汉唐以来诸王朝。当得玺的消息传出,还出现该玺为掌教符印之说,并为清朝所接受。入关后清朝淡化该玺之重要性,并视之为元玺,乾隆皇帝更称大清得统在德不在玺,并毁坏该玺,但却在多年后又予重制,以免显得清初得统不正。当蒙古王公献上同名玉玺,皇帝面对蒙古仍打算利用之。从传国玺能见清朝正统论在不同阶层、时段、文化中的调整及影响。  相似文献   
5.
类书类四六文叙录是前人论述所忽略的部分,事实上因四六文多制诰表启等应用性文体,往往为类书大量收入,或仅收对语偶句,或专收四六文节录乃至全篇,宋人对此即有编纂,后人特别是元明人则更为普遍。本叙录较为详细地梳理了宋人所编几种四六类类书的版本源流,并对其所收四六文情况作一概述。该叙录涉及《圣宋名贤千家表启翰墨大全》等4种。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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