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王世襄先生的一段文字缘

正人与人的缘分说不清。我当年在光明日报社工作时,因为工作之便,与一些文化老人结下文字之缘,其中就有王世襄先生。今年是王世襄先生百年诞辰,谨以此文作为纪念。那是2002年春,中国社科院的周林先生给我打电话,说他一个朋友是王世襄先生的学生,受王先生之托,想找个人给他写篇文章,是关于上世纪80年代王先生与文物出版社的一段公案。我曾于上世纪90年代,因为工作关系,加上某种机缘,写过几篇文坛官司的文章。这次一     

神秘的活佛转世制度

正暮鼓晨钟的宗教生活为西藏披上了神秘面纱。在数千公里的青藏、川藏线上,随处可见信徒以磕"等身长头",即每走一步便全身俯地的方式行进在朝圣路上。他们的目的地是位于拉萨老城中心的大昭寺,那里供奉着由文成公主请到吐蕃的佛祖释迦牟尼12岁等身像。公元7世纪,佛教分别从印度和大唐王朝传到吐蕃,并仅仅用了200多年就代替了西藏本土宗教——苯教,成为当地主要宗教。第一位活佛的诞生活佛转世是藏传佛教为解决教派和寺院首领传承问题,依据西藏古老的灵     

《蒙古律例》及其与《理藩院则例》的关系

本文介绍了康熙至乾隆朝纂修的《蒙古律例》蒙、汉文版本 ,以及国内外的一些研究情况。探讨了与《理藩院则例》相关的问题 ,指出“乾隆内府抄本《理藩院则例》”不是《理藩院则例》 ,而是乾隆朝《大清会典则例》理藩院部分的稿本 ,《理藩院则例》撰修于嘉庆年间 ,是《蒙古律例》的续修和发展     

关于乾隆朝内府抄本《理藩院则例》

《清史研究》2011年第4期刊登的乌云毕力格、宋瞳的文章《关于清代内扎萨克蒙古盟的雏形——以理藩院满文题本为中心》一文的第瑏瑤注释中,涉及了笔者所点校的《乾隆朝内府抄本〈理藩院则例〉》一书。该     

从乾隆建阳田赋案论清代的赋税管理

清代赋税日常调整及决策机制是清代赋税政策趋向的重要体现。在清代前期的多次赋税调整中 ,乾隆元年 ( 1 73 6)对于福建建阳县田赋案 (私自降低征收标准 )的处理 ,就赋税征收额度和范围确立的依据、赋税征收与民众生活安定的关系等问题 ,提供了生动的案例说明。分析表明 ,清朝的赋税管理实际上是在中央严格的原则和地方的灵活应对之间进行运作的。     

嘉道时期全国铸钱数量的考察

嘉道时期是清代前期铸钱数量相对较多的时期。对于当时全国的年铸钱数量,张家骧先生在其所著《中华币制史》中,依据《户部则例》规定各钱局所设炉座、卯数以及每卯铸钱数量的多少,计算得出“嘉庆五年,全国铸造总额为二百零五万缗（又称串）”的结论。     

《钦定拣放佐领则例》及其价值

清代佐领按其组成方式区分,可分为私属、公中两大类,其中私属又有勋旧、优异世管、世管、互管等诸名目。私属佐领有世袭性质,故承袭此类佐领者基本为原立佐领人之直系子孙。至康熙末年,旗人生齿日繁,具备承袭佐领资格者为承袭佐领,出现争讼现象,雍正朝此类争讼日益增多。乾隆元年谕令八旗奏报佐领根由,绘制佐领家谱,在此基础上,按原立佐领后裔之亲疏,确定承袭得分以拟正陪记名,终成《钦定拣放佐领则例》。     

在表格形式中的行政法规和刑法典

本文致力于1730年左右出现的将刑法典和处分则例的内容被编辑为复杂程度不同表格的特定类型的官方手册。其目的是方便于掌握既增殖且不断更新的法律要领。第一部分描述了一系列的作品在十九世纪末修订和再版的历史谱系,顺便讨论了制表作者的行政专家背景、出版者的实践和针对的公众。第二部分更详细地论述表格表象的逻辑,易言之,概括和重组立法汇编文本使之"一目了然"所采用的各种方法。     

临事无疑知道力 读书有味觉心闲——陈其锟其人及其书学成就初探

正一、家世及其生平事迹陈其锟,生卒不详。字吾山,号棠溪。广东番禺人。先世浙江山阴人,祖世熙游幕粤东,遂入番禺籍。出生于书香门第。陈其锟幼敏好学,年十七补县学生。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举人,道光六年(1826年)进士,以知县即用分发贵州,改捐主事,签分礼部仪制司行走,充则例馆协修、军机章京记名。道光十四年(1834年),父丧,归里,以侍母为由,遂不复出仕。主讲羊城书院垂三十年,勤于课     

《回疆则例》研究

作为一部重要的地方性民族法规,《回疆则例》是新疆建省前清朝处理新疆南部民族事务的主要法律依据。本文认为《回疆则例》的编纂与修订不仅反映了清朝对新疆治理的不断深入,而且作为处理新疆民族事务的经验总结,还充分体现了清朝“因俗而治”的统治思想,及在多元文化的背景下新疆各种法律文化之间的互相调整与适应。但是由于并没有触动南疆的伯克制度和清朝在新疆的统治体制,该法编纂与修订实际上仍属治标不治本,在本质上也是消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