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洛林王朝代际更替中的疆土分治与王国一体

加洛林王朝的统治者受法兰克习俗和墨洛温王朝先例的影响,为确保王位的传承、满足儿子的欲望、更有效地治理王国,常安排儿子分治疆土。查理·马特、矮子丕平、查理曼、虔诚者路易及其三个儿子共五代七位统治者,都注重通过分治和调整疆土来维护王族团结。在父子分治、兄弟分治、叔侄分治和混合分治四种权力格局中,国王们都采用多种手段维护王国一体,比如禁止部分儿子的继承资格、禁止分王国再分治、强化长子地位、兼并或分治绝嗣之王的疆土、频繁会商、联手打击异姓异族。因此,疆土分治并不必然导致国家分裂,亦可有利于王国一体。     

东海灌云分治始末

清末民初的海州，曾发生过一个较为重大的事件，这就是人们所说的海灌分治。由于分治双方唇枪舌箭，各不相让，一时间闹得沸沸扬扬，对海属地区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产生了重要影响。     

伦理与政治融合的儒家思考——荀子"分治"思想论析

荀子伦理-政治思想的-贯之道是"分"的思想."分"的要义是如其分而治理.普遍的"区分"或"分"的方法论,是荀子思想中非常具有启发性的重要方面.分治的理念体现了荀子对伦理-政治融合关系的思考,其关键在于由人而政,关注人的自我完善,强调伦理道德在政治中的作用.荀子学说彰显了正名与尚学等儒家传统的主旨和政治意义.     

城乡关系视阈下民国市县划界纠纷——以成都为中心的考察

随着近代城市自治的发展,成都市从"城乡合一"的体制中剥离出来,通过"切块设市",成为独立"法人",旧有的县则仅保留对城市周边地区的管理。民国时期,随着各项公共工程的修建与城市规模的扩大,成都城市的发展日益需要突破旧城垣,扩大辖区。在此背景下,成都市、成都县、华阳县在辖区方面发生了长达十余年的划界纠纷。在省政府的干预下,直到1945年,成、华二县各向成都市划拨大量土地,三方的划界纠纷才暂时告一段落。成都市因"切块设市"成为城市型政区,随着划界的完成,成都市获得"大郊区",最终解决了"城乡分治"所留的后遗症。     

辽朝藩汉分治法制模式略论

辽朝是契丹族创建的多民族国家政权,境内民族众多、文化多元的国情客观实际,加之契丹族灵活的民族思维以及对治国经验的反思,综合塑造出藩汉分治的独特二元政体。藩汉分治在辽朝法制方面表现得非常充分,涵盖了政权组织法、犯罪刑罚法、职官选拔法及婚姻家庭法等主要部门法领域。整体而论,藩汉分治模式是解决多民族法律适用冲突的一次成功实践,也为不同民族间法律的相互借鉴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孙中山权力制约思想探析

伟大的民主革命先驱孙中山在领导中国革命、建立民国的过程中,博采西方各国之长,吸纳中国古代思想精华,创造性地提出了“权能分治“、“五权分立“、“直接民权“的现代国家政治制度和政治体制的科学构想,阐释了民权对政府治权的制约以及国家机构五权之间互相制衡的关系,从而实现主权在民的伟大目标.这是孙中山民主思想的主要内容,也是他对资产阶级权力制约思想的重大发展.     

不合作的悲剧：全印联邦方案流产探析

英国政府非常重视印度权力的移交问题。将政权移交给一个统一的印度政府可能在最大限度内维护英国在印度的政治利益、经济利益和战略利益。1918年《蒙塔古—蔡姆斯福德报告》提出由英属印度和印度土邦组成印度联邦的设想,此后,英国政府为实现这一设想作了很多努力,《西蒙委员会报告》、圆桌会议、《1935年印度政府法》、"内阁使团方案"一再重申并不断完善联邦方案。但是,由于国大党、穆斯林联盟等印度党派和教派不能互相妥协与合作,全印联邦方案最终流产,英国政府不得不实行印巴分治。     

晚唐政府对河陇地区的收复与经营——以宣、懿二朝为中心

以吐蕃王国内部的政治动乱为契机,通过接受吐蕃河陇守将及张议潮归附、调派西北藩镇分区接收等方式,晚唐政府收复了河陇大片失地。唐政府在大中年间尚未形成经营河陇的整体战略,所以其最初多以参与失地收复的西北缘边藩镇及归义军管理新复地。随着咸通初年凉州等河陇重镇的陆续收复,唐政府经营河陇的政策发生了重大变化。通过新置天雄军节度及凉州节度的方式,唐政府完成了对河陇政区的重新划分。由此,河陇地区完成了由归义军独大到三节度分治的转变,从而奠定了晚唐时期河陇基本的政治格局。     

清代江南省分治问题——立足于《清实录》的考察

清代的省级建制,是由督抚藩臬等职官共同组成的行政实体,牵涉地方军民财赋等多方面的建设。江南省之分治,安徽、江苏两省之最后形成,是一始于顺治、终于乾隆的漫长动态过程。但其分治大局,于康熙四年十一月(1666年初)凤阳巡抚正式裁撤,其所辖府州分隶安徽、江宁两巡抚后即已确定。其后安徽、江苏藩、臬两司的调整,均系为适应这一格局而作出的"微调"。晚清同治、光绪年间,又有变更两省疆域的建议或建立新省的举措,乃是其体制未能完全"允协"的余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