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人类学视角下浅析民族旅游工艺品的开发

本文站在旅游人类学的视角,对民族旅游工艺品的产生进行分析和理解,找到民族旅游工艺品开发中所遇到的一些问题,针对这些问题结合本民族情况本着保护与开发并重的前提结合旅游人类学的相关知识提出自己的看法和观点,为民族传统工艺品的开发与研究有所借鉴。     

江苏邳州梁王城遗址西周墓地出土人骨研究

江苏邳州梁王城遗址西周墓地出土了67例西周人骨,对其性别、年龄、人口寿命、体质类型、身高情况的分析特别是对颅骨形态特征的研究表明,梁王城西周组居民属于蒙古人种,具有中颅型结合高颅、狭颅的特点,同时具有狭额、高眶、阔鼻、正颌的面部特征,并且具有长狭的下颌。梁王城西周组居民的颅型与现代亚洲蒙古人种的东亚类型最为接近;面部特征与东亚类型、北亚类型比较接近;体质形态与河南、陕西、甘肃、青海出土的同时代人骨存在一定差异,但这种差异小于梁王城西周组与梁王城大汶口组、殷墟中小墓III组、滕州前掌大B组之间的差异。     

"民族志·民俗志的理论与实践学术研讨会"综述

2006年12月16日至17日,"民族志·民俗志的理论与实践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师范大学成功召开.这次大会由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民俗学与文化人类学研究所、北京师范大学民俗文化普查与研究中心、北京民间文艺家协会联合主办.     

《胡乔木文集》中应为周维斌加个注

《胡乔木文集》第一卷中,收入了一篇由胡乔木执笔、发表在1957年7月18日《人民日报》上的社论《在肃反问题上驳斥右派》。这篇文章中有这样一段话：“应该指出,在这八万多反革命分子中间。有相当一部分人窃据了重要部门的重要职位。例如曾经是内务部户政司司长的周维斌,原来是叛变投敌,做过日伪警察分局长而且负有血债的反革命分子。”     

武术人类学研究的若干思考

新时期以来逐渐兴起的武术人类学研究,对相关方法与理论进行了持续探索,业已成为民族传统体育学的重要研究进路。在当今全球化语境中,学者需在悉心揣摩田野调查方法、探索民族志文本撰写的基础上,拓展研究思路,聚焦中国武术的核心议题,体现人类学研究对于武术文化自觉的研究价值,促进武术人类学研究的规范化、体系化、本土化建设,为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做出应有贡献。     

让学生知道数学知识的来龙去脉——《约分》教学设计

正教学活动中,经常出现学生能够说出知识的内容,在做题中却不会应用的现象,令老师们不解。诚然,学生是能说出各部分知识的具体内容,但是,学生并没有真正理解每一部分知识的含义,也不知这些知识的应用范围,更不会将这些知识相互联系起来,只能是背一套,做一套。那么该如何解决呢?我认为,让学生知道数学知识的来龙去脉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即在教学中不仅要让学生参与数学知识的形成探索过程,知道数学知识的"来龙",更要让     

糖的世界:研究资本主义历史的人类学视角

糖是激发甜味感觉的物质,是人们日常生活中再为普遍、平凡不过的事物了,然而西敏司的《甜与权力:糖在近代历史上的地位》一书从人类学的视角出发,以糖为线索,阐释了颇为宏大的主题——资本主义的历史。本文将以《甜与权力》为阅读蓝本,分析资本市场对现代生活的影响。     

罗泰(Lothar von Falkenhausen)教授访谈录

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艺术史系教授罗泰(Lothar von Falkenhausen)为国际知名的东亚考古学家。有关他的学术经历和学术思想的访谈请参见《哈佛看中国》(人民出版社,2010年,201~222页)、《南方文物》(2011年2期,66~73页)《考古与文物》(2012年1期,108~112页)、《上海书评》《[东方早报》副刊(2010年7月18日,1~2版)。2012年春,他应邀来北京大学讲学,内容涉及中国考古学、金石学、考古类型学和美术史,在北京的考古学界引起了很大反响。同年6月,罗泰前往西安为中美国际田野学校的学生授课,借此机会张良仁对他做了访谈。访谈从他在北大的讲学展开,进一步阐述了他的学术思想。2013年6月,罗泰教授再次来到西安为中美国际田野学校的学生授课,在百忙中对本文做了修改和补充。     

东昌府木版年画研究——人类学视角下的审视与回顾

对近现代以来东昌府木版年画相关研究予以梳理与回顾,就不难发现其在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方面的双重转变。就内容而言,发生了从偏重艺术本体向强调艺术主体的转变,并将之与更广泛的年画生产、流通和消费等社会语境结合起来。就方法而言,田野调查方法的广泛运用不仅收集了木版年画方面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弥补了单纯历史文献研究的不足,也启发了新的研究视角与多元化路径的探索。     

“眼红”与开矿纠纷:一种人类学解读

嫉妒(envy),在人类学里往往被看成一种社会控制机制,是对社会或道德违规行为的集体惩罚。国内学界对于嫉妒的讨论多停留在1980年代的红眼病以及1990年代的仇富心态上,缺乏在田野基础上对羡慕、嫉妒、眼红等一系列概念的深入分析。同样,研究的难点在于一般的汉族社会并没有像巫术、邪恶之眼(evil eye)等清晰表达嫉妒的实践。但是,"眼红"作为一种道德话语还影响着乡村社会的实践,也体现在"如果我得不到,谁也别想要"的行动破坏力上。可以将华北A村——一个近年来靠铁矿开采迅速发展甚至使一部分人"一夜暴富"的村子作为实例,来分析"眼红"是如何作为一种道德/行为工具来应对村庄中急速社会变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