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台魏晋墓出土帛书《恭、宽、信、敏、惠之道》校释

帛书《恭、宽、信、敏、惠之道》于1991年末出土于甘肃省张掖市高台县骆驼城魏晋墓葬,现藏高台县博物馆。《张掖文物》一书有著录及题解,但未附发掘报告。帛书首尾有残损,文本由楷书写成,书写工整,字迹清晰,多简化字。现存82行,8000余字,分12章,每章500-600字,内容多引《诗》《书》《论语》等儒家经典,以阐发儒家思想为主。日本学者町田隆吉及甘肃省博物馆李永平研究员对帛书进行了初步整理研究,尤其是李永平先生对帛书进行了初步释读和整理,并发表有研究文章。承蒙李先生襄助提供有关材料,笔者得以在其释读及研究的基础上,比对帛书图版,对帛书文本予以重新校读释文,注解疑难字、词,分章疏通句意。此外,还对帛书的书写格式、特殊符号、特殊印记的书写意义及形成原因做出判断。因其内容涉及“民胞物与”等观念,故于帛书文本的年代及抄写流传过程等,还需要依据其内容、体例、书体等进行更进一步的研究。     

青岛市城阳区出土汉代铜镜研究——以青岛市城阳区汉墓出土铜镜为例

汉代铜镜是中国铜镜发展史上重要的组成部分,青岛市城阳区古庙汉墓、文阳路汉墓、后桃林汉墓、玉皇岭汉墓出土的汉代铜镜数量可观、种类丰富,由这批铜镜可一窥当时古不其城的社会发展状况,乃至西汉中期到晚期整个社会环境的变迁,以及城阳区在汉时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发展情况,对研究城阳历史文化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铜镜在墓葬空间中的方位与功能探讨

不同空间赋予了器物不同的意义,墓葬空间中的随葬铜镜除保留照容特性之外,还拥有多重功能。通过比对不同时期、不同地域墓葬中铜镜的放置方式和出土状态,可以发现铜镜在墓葬空间中的方位逐渐固定、空间属性明显加强。墓葬中的铜镜除发挥自身所具备的功能外,还作为玉璧替代物,与其他器物组合出现。铜镜在墓葬空间中的功能是古代镜文化的真实写照,这种风俗也流播至海外,周边国家对此仿拟、沿袭,并进行了适宜本土文化的改动。     

秦“道”新证

秦朝确立了地方上设“道”对少数族群聚居区进行治理的制度。作为县级特殊政区的“道”,最初可能取义于政治文化引导的期望。“道”制是秦的军事扩张和郡县化过程中折中的产物。“道”除有以族属命名的方式外,也有以山川类地理实体命名的;道以下并非不设乡里,而是采取乡里机构与部落组织并存的形式。道的行政归属,在区划和民政上属于郡,在少数族群事务管理方面则属于属邦,实行中央与地方的双重管理;同时,实行“道”制的地区,由中央派遣官吏和部落君长联合治理,是为中国古代民族管理政策之源头。     

当阳赵家湖楚墓出土锡簋的保护修复

金属文物常年埋藏地下,受土壤、地下水中所含酸、碱、盐类等物质的侵蚀,同时受墓穴塌陷挤压,考古出土的金属文物大多破损、残缺、变形、锈蚀严重。出土后使用自来水清洗,存放的库房条件简陋,无恒温恒湿设备,又加之锡器怕冷惧热的金属特性,致使锡器锡疫严重。现就两件宜昌博物馆藏春秋中期晚段的锡簋科学保护修复过程作一述略,以飨读者。     

海兽葡萄镜纹饰的研究与探析

铜镜是人们日常生活起居所使用的重要生活用品,从4000年前的齐家文化发展至今,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铜镜种类繁多、式样丰富、纹饰精美、制作精良、寓意吉祥,以汉镜和唐镜最为人称道。其中海兽葡萄镜以其镜面纹饰图案充满神秘色彩格外引人注目,其镜面纹饰的主体“海兽”和“葡萄”均为唐代经济繁荣、中西文化交流下的产物,被许多专家学者称之为多谜之镜。文章以新乡市博物馆馆藏唐代海兽葡萄镜为例,试着以其镜面纹饰探讨其传递的文化信息与符号。     

关于考古出土纸质文物保护利用的若干思考

19世纪末,我国西北地区开始有纸质文物的考古发现,其后纸质文物在多地考古发掘中均见出土.它们品种多、数量大,加工工艺、写印材料独特,时代自汉代至明清,其中的早期文物尤为珍贵.因其出土环境复杂,保护修复工作难以直接借助传统技术和现有科技,特别是潮湿环境和干燥潮湿交替环境下出土纸质文物的保护修复往往遭遇瓶颈.目前学界在科学分析检测、造纸工艺研究、科学信息提取等科学化研究方面取得了一定成就,但对糟朽类文物的病害机理、保护修复技术等研究还远远不够.因此,当务之急是开展本体材质、劣化与粘连机理研究,探究多因素协同作用对本体的长期影响和作用方式,研发新材料与新技术,并致力于探索这类文物的活化利用.     

出土东汉银饼实物刍议

正近些年的考古发掘出土了一些东汉时期的银饼,不是装饰品,更似有价值的白银实物。现介绍如下。湖南常德汉寿县一座东汉砖石墓出土汉代金银饼~([1]),发现时装于一绳纹灰陶罐内~([2])。银饼46枚(重约112-248g,直径46-64mm),正面多粗糙不平,可见凹坑和气孔,背面多有大小不等的块状凸起瘤状物,中间则有一道形状不规则的节梁,以及"五"等刻划     

安徽安庆明代纪年墓出土金冥钱

2016年2月,安徽省安庆市山口乡百子村因道路施工意外发现了一座明代墓葬。鉴于该墓葬封土层被严重破坏,安庆市博物馆组织工作人员对其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该墓系三合土浇浆墓[1],坐北朝南,三棺呈东西向并列排布;结合出土的墓碑铭文可知,该墓为一夫二妻合葬墓,其中M1a和M1b共处一室,M1c附葬其右。     

黄金之丘(Tillay Tepe)出土钱币研究——兼论大月氏钱币史

一综述1978年,苏联考古工作者在阿富汗北部希巴尔甘城(Sibergan)不远处的黄金之丘发现了六座公元前一世纪至公元一世纪初的高等级贵族墓葬,出土物以金器为主,共有两万多件。1985年,此次考古发掘的领队维克多·沙里阿尼迪在列宁格勒以德文出版了本次考古的考古报告集《大夏黄金》(Baktrisches Gold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