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另一“战场”的战将王近山

被邓小平誉为“一代战将”，江泽民祢为“杰出的战将．人民的功臣”的王近山将军．是富有传奇色彩的将军。本刊于令期刊发有关王近山将军的两篇章．从不同侧面展现将军在战争年代与和平年代的非凡经历，请读注意。     

查士丁尼与波斯帝国冲突的原因

查士丁尼与波斯帝国之间的战争原因很复杂，既有历史上的大国争霸原因，如波斯与希腊之间的希波战争、波斯与罗马之间的争霸战争；也有现实的查士丁尼政治、经济和宗教政策的原因，它是两大帝国之间诸多矛盾激化的直接产物。而战争都以双方签订停战协定、查士丁尼为波斯提供巨额年金而结束，查士丁尼把解决波斯问题的任务留给了后人。     

残暴罪行不容掩盖--揭露侵华日军在中国的毒气实验

侵华日军在中国东北进行的毒气实验是其化学战罪行中重要 的组成部分，而且其残暴程度是骇人听闻的。但是战后的日本右翼势力一直竭力掩盖这一罪 行，制造了大量谎言，而我国国内对于该问题的实证性研究也比较少。本文首先根据近年来 国外披露的有关资料，对关东军在东北进行毒气实验的基本情况进行概括性的介绍，又根据 实地考察的结果对实验地点进行了推论和考证。在“九·一八事变”70周年来临之际，谨以此文回击日本右翼势力对历史的歪曲，并告慰为中华民族的解放而牺牲的同胞们。     

论苏芬冬战

1939年11月至1940年3月,苏联与芬兰之间发生一场战争,世人通称“苏芬冬战”。它以苏联胜利,芬兰失败而告终。结果苏联占领了芬兰的大片领土,还获得许多其他好处。战争中苏芬两国孰是孰非?战争的性质如何?这一直是史学家和政治家感兴趣和争论的问题。几十年来,苏联史学界一直沿袭当时苏联官方的观点,认为苏联是被侵略     

日本昭和天皇的战争责任

日本昭和天皇(1901——1989年)在位63年,自1987年9月患病时起,到1989年1月7日病逝之后,日本国内又出现了否定天皇裕仁战争责任的动向。1989年2月15日,日本首相竹下登就裕仁天皇战争责任问题,回答在野党议员质询说:“在上次战争中,昭和天皇为避免战争作出了全面努力,对结束战争作出了英明决断。”这是公开为昭和天     

“仿照庚子互保”：江浙战争与江苏耆绅的和平运动（1923—1924）

江浙关系与全国政局相表里,自1922年以来两省关系深受直系与“反直三角同盟”牵动。1923年沪杭成为“反直中心”后,江浙关系恶化,以苏社集团为代表的江浙耆绅主张仿照东南互保先例促成江浙和平,他们推动两省军阀签订和平公约,相当程度上延缓了战争爆发。但1924年直系战败,“反直三角同盟”主政,为此张謇等苏社诸理事促使直系江苏督军齐燮元下野,避免了战争扩大。在此过程中张謇与苏社其他耆绅态度常不一致。这些政治运动展现出苏社集团的政治力量与江苏“绅军政权”的特质,也展现出晚清政治在北洋时期的延续性。齐燮元素与江苏耆绅关系密切,双方均以“保境安民”为要约。但江浙战争期间,军阀受派系利益求“保境”,士绅因地区利益求“安民”,军绅之间发生严重分裂。军阀无法安民,其存在的合法性亦发生动摇。     

宋夏战争中的河川:以环庆路马岭水为研究中心

环庆路地处宋夏战场中心,流经其境内的马岭水一直被视为双方用兵的主要战线之一。然而,宋夏两军在环庆路展开大规模、高烈度会战的次数比之于邻近的鄜延、泾原等路,实际上是相对有限的,而造成环庆路这种战略地位与实战记录不相匹配的原因,或许就在于当地独特的水资源条件与河川地形。一方面,马岭水上中游水量不足、水质差劣,难以支持宋军的行军饮用或者屯戍所需,无法为其北上作战提供充分的保障;另一方面,环庆路正面狭窄、纵深狭长,宋军又依托纵贯其间的马岭水河谷设置了防守严密的堡寨体系,故而西夏军亦缺乏持续深入的把握。在上述两重因素的双向限制下,宋夏两军对于在环庆路发动大规模攻势均表现出谨慎的态度。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进攻重庆西安的战略计划及其破产

１９４２年上半年,日本对华政治诱降失败之后,炮制了进攻重庆、西安的战略计划,企图一举摧毁重庆国民政府的抗日基地。但计划出笼不久,太平洋战局逆转,日本进退维谷,难以实施。日本战败前夕,中国派遣军头目再次叫嚣实施作战计划,以作垂死挣扎。但历史不可逆转,计划的破产和日本法西斯的覆灭是不可避免的。本文概述了该战略计划炮制的过程及其破产的原因,从一个侧面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侵吞我国的狼子野心。     

日本侵华战争时期女明星的形象建构——以李香兰为例

日本侵华战争时期,中日两国人民除了蒙受战争苦难之外,还在不同程度上遇到国族与文化认同等问题,女明星也不例外。身为日本人的李香兰,在舞台上往往是以中国人的形象或主体身份示人,并闪现星光。然而,日本侵华当局的幕后掌控,民族意识的萌生,性别的纠缠,使她在战争的特殊环境里处于矛盾、挣扎之中,艰难地做出国族的选择和认同。在多种力量的交互作用下,最终完成了第二次中日战争时期女明星李香兰的形象建构,其中也包含着李香兰个人的主观想象和抉择。不容否认的是,战争时期建构的女明星形象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李香兰战后的行为。然而随着局势的不断变化,和平与发展成为国际潮流,李香兰在社会大舞台上扮演了新的角色,并树立起新的社会形象,赋予日本侵华战争时期女明星以新的内涵。     

战争法公约与民初北京政府的参战之路

一战是中国较全面参与战争法公约后面临的首场重大国际战争,战争法公约也是民初北京政府因应一战时局的重要工具。在民初中国与战争法公约关系发展进程中,北京政府逐步朝参战之路迈进。一战爆发前,北京政府决定补签一些战争法公约,借此平等融入国际社会和维护国家利权,这构成了其走向参战的重要背景。宣告完全中立之初,北京政府指望通过积极履行战时中立公约来避免战祸和维护利权,但强权挑战的危机为其转向参战埋下了伏笔。日本对华提出"二十一条"要求后上述希望彻底落空,北京政府转而趋向参战,试图借此参与战后和会。它一方面同作战规则方面的战争法公约积极接轨,另一方面通过暗中违背中立公约而朝参战迈出实质性步伐。最后,北京政府利用德国无限制潜艇战的契机,援用战争法公约正式宣战。北京政府走向参战不失其必然性和主动因应之特征,亦不乏文明和正义的色彩,而其参战政策的推进也影响到中国与战争法公约关系本身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