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力主解散公共食堂

在1958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各地农村纷纷建立公共食堂,几亿农民吃起了名副其实的大锅饭。公共食堂既限制了农民的吃饭自由,又是典型的平均主义,可在人民公社化运动后一段时间,公共食堂却被当做“共产主义幼芽”而倍受赞扬,1959年庐山会议后又当做“社会主义阵地”而继续维持。朱德通过深入的农村调查,发现了公共食堂的许多弊端,庐山会议前就力主解散公共食堂,成为党内较早提出解散公共食堂的领导人。在1961年春的全党大调查中,他又专门致信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反映农民要求解散公共食堂的强烈愿望,为公共食堂的最终解散起了重要作用。     

我的右倾罪：青海农村调查

1959年7月,由庐山会议发起的反右倾运动,已经过去49年了。这场运动大大加剧了由大跃进引起的全国性大饥荒,造成几千万人非正常死亡的惨剧;也是继“反右派”之后,把阶级斗争由党外引入党内,进而导致文革历史悲剧的重要转折点。我当年由于工作的关系,也被卷人这一运动,成为“因言获罪”者之一,留下了难忘的记忆。     

见证新疆农村“大包干”

1980年初,我应新疆于田县委书记卢凤章的邀请,从和田报社调到于田县做农村调查。不久,我便来到了一个被人遗忘的角落,城里人很少光顾的极端贫困的生产队——十月公社十大队五生产队。这个队1979年年终结算,社员每人一年的收入只有5．15元,每个劳力的收入也只有11．10元,一个劳动日值4分钱,只能买半个鸡蛋（当时一个鸡蛋是8分钱）。这是个以生产粮食为主的生产队,可自己生产的粮食只能解决口粮的一半。我和司机、翻译三人克服种种困难,在这里调查了三天,写出了《来自一个穷队的报告》。     

警惕“变种”假币

近期,笔者去乡镇农村调查,在乡下集贸市场了解一些新情况,假币出现“新变种”——“变造币”。     

经济困难时期随刘少奇等进行农村调查

1960年冬,中共中央开始纠正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毛泽东号召全党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从中央到地方的领导同志都深人到农村基层,了解实际情况,听取广大农民的意见和要求。1960年1月,我由零陵（现永州市）县委书记岗位重又调回湖南省委组织部工作,曾参加由刘少奇和省委负责同志组织的几次农村调查。     

1961年田家英晋东南农村调查（一）

1961年6月,《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简称“六十条”）在全国农村试行。9月29日,毛主席给中央政治局常委写信,说“我们对农业方面的严重平均主义的问题,至今还没有完全解决,还留下一个问题。农民说,六十条就是缺了这一条。这一条是什么呢？就是生产权在小队、分配权却在大队,即所谓‘三包一奖’的问题”（“三包一奖”是包产、包工、包投资、超产奖励——笔者注）。     

简析陈云三次江南农村调查

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探索时期,新中国经济建设方面出现了一些问题和困难,为弄清情况,科学决策,时任中财委主任的陈云三次到江南农村调查。在调查中,陈云坚持唯物辨证的调查研究观点和方法,收集到当时中国农村真实资料,弄清了问题症结所在,为科学决策,克服当时困难提供了科学依据。陈云农村调查思想对于当前解决三农问题仍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论抗战时期张闻天主持的晋陕农村调查

1942年1月至1943年2月张闻天主持的晋陕农村调查,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历史上参加人数最多、时间最久的一次著名调查.与三四十年代其他的农村调查相比,颇具自己的特色.它是在中共中央整风运动的背景下进行的,是张闻天"行动上的整风".其调查的目的,是为了"检验我们的政策法令",具有强烈的政策服务性质.调查对象是以典型区域为中心,以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为指导重点调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在具体调查过程中,"不怕麻烦",既注重利用地方党政权力的权威资源,又采取了调查会、个别谈话等有效的调查方法.最后通过分析调查资料,"抽出一般原则",提出"发展新式资本主义"等大胆论断,既实现了服务革命政策的目的,又是一种更为深刻的超越.     

重大历史事件的真相——《抹不掉的记忆》序

《抹不掉的记忆》是《农民日报》原总编辑张广友年逾七旬时的精心之作。我同他一起做过农村调查,一起合写过文章,还曾在同一个机关工作过,是相识相交相知30年的老友。老友晚年出书,要我写序,尽管我年届八六,手脑不灵,执笔困难,还是不能推辞,也不该推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