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济农业合作化运动始末

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建设现代农业,繁荣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任务,这是立足我国国情和农村实际作出的一个重大判断。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是关系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重大问题。没有农村的稳定就没有全国的稳定,没有农民的小康就没有全国人民的小康,没有农业的现代化就没有整个国民经济的现代化。本文就永济农业合作化运动的经验教训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论述,对贯彻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精神,进一步推动农村改革和发展,促进县域经济的快速增长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沂涛乡的农业合作化运动

在九湖十八荡的沭阳县东部,有个马厂荡,沂涛乡就在马厂荡中心。1956年毛主席为《沂涛乡的全面规划》亲笔批示,并收入《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发展高潮》一书。沂涛乡也因此成为全国闻名的农业合作化的先进典型。1951年春天,作为淮海老解放区的沂涛人响应党的号召,开展农业合作化运动．乡亲们群策群力主动集资捐款到徐州等地买来5匹好马与50多头耕牛,走上合作化道路。起初仅有3个互助组,当年秋天,群众自发地组建了一个初级农业合作社。1953年,马厂荡大社成立,不久与其他社合并,成立了乡。     

新中国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由来

1951年,以王谦为书记的中共长治地委,遵循山西省委关于“把老区的互助组织提高一步”的指导方针,成功领导试办了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由此,新中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迈出了关键性的第一步,拉开了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序幕。上世纪90年代末,我们专门就试办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问题,特地访问了已年过八旬的原山西省省长、中共山西省委第一书记、中顾委委员王谦。     

福建的农业合作化运动（上）

土地改革后,尽管福建农业生产有了一定的发展,农民生活有了改善,解放了生产力。但仅仅土地问题的解决,并不能使农民彻底摆脱贫困．一些底子薄,缺乏生产资金、劳力、耕畜、农具以及遇上天灾或家庭不幸的农户,土改后不久就面临不得不卖房卖地、借高利贷来维持生活的困难处境。     

土地、劳动与观念——1949～1957年山西省农民生活变革研究

新中国成立后,农民的私有生产与社会主义工业化、农业现代化建设之间产生了矛盾,于是国家积极引导广大农民走向农业集体化。以互助合作方式开展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对整个农村社会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山西省农民的生活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土地由个体私有变为集体所有,农民的个体劳动为集体劳动所取代,这一根本性变化确保了劳动的计划性和组织性。通过集体劳动,农民的主观认识也不断发生改变,集体主义观念逐渐形成。     

新中国农村合作医疗的初创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村合作医疗的源头,最早可以追溯到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创立的保健药社和卫生合作社。新中国成立之初,为了解决农村缺医少药问题,原东北各省采用合作制和群众集资的办法,也建立了一批带有合作性质的基层卫生组织。但是,真正具有医疗保险性质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是1955年前     

河南“潘、杨、王”事件前后

1958年河南省出了一件震动全国的重大政治事件,即揭批“潘、杨、王右倾反党集团”。几个月时间,受株连者数以万计,致死者逾百人,两年后始得平反。潘,是潘复生,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兼省军区政委;杨,是杨珏,河南省委书记处书记;王,是王庭栋,河南省委副秘书长。     

河北农业合作化运动述评

本文分两个阶段考察了河北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发展过程 ,论述了各阶段的特点及其原因 ,在指出工作中存在的缺点和错误的同时 ,充分肯定了河北省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成就。文中还对河北省一批受到毛泽东赞扬的闻名全国的办社典型作了分析 ,指出它们不仅对河北省而且对全国的农业合作化运动都产生了重大的积极影响。     

农业合作化运动时期互助组的经济绩效——以湖南省长沙县为例

互助组是农业合作化运动时期最初阶段的合作经济组织。由于互助组建立在平等自愿基础之上,组员之间互通有无,对于解决农民生产资料缺乏和劳动力不足,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发展农业生产,增加农民收入,都起过良好作用,经济绩效较为显著。但也有少数互助组管理混乱,内部矛盾重重,导致生产下滑。     

永嘉改革：被歪曲了的改革者李桂茂

上个世纪50年代中期,浙江在农业合作化过程中,曾发生几起震动全国的大事件,其中影响最大的一件就是1956年发生在温州地区永嘉的“包产到户试验”。与当时全国不少地方出现的农民自发的行动不同,永嘉不仅实行的面大（实行包产到户的占全县总农户的42％,影响所及,温州地区也有15万农家实行包产到户）,而且是由中共永嘉县委正式作出决定,有组织有领导进行的,这在全国实属首创。杜润生说,这次试验是中国农业“生产关系自我调整的先例”。但这场雄心勃勃的试验,刚刚取得初步成果之时,风云突变,试验被诬为严重的“复辟资本主义”事件,中途夭折,有关人员受到残酷打击。时任中共温州地委委员、永嘉县委书记的李桂茂,是这场试验的领导者、决策者、组织者,自然难逃“罪责”。但念及他战争年代的革命资历及功绩,由浙江省委主要领导亲自过问,才决定网开一面,改变开除其党籍的原议。处分却是很严厉的：从地委委员、县委书记一下子贬为瑞安县塘下公社管委会副主任。可以说,这场试验改变了李桂茂后半生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