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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1921年英国对待关余问题的态度 总被引:1,自引:0,他引:1
1918-1921年英国对关余问题的态度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18年9月广州军政府打算武力夺取广州海关至1920年11月孙中山在广州重掌政权。英国的态度是:赞成按一定比例向滇、桂军阀控制的广州军政府拨付关余,但反对军政府武力攫取海关的企图;广州军政府分裂后,将关余交由总税务司掌管,反对将关余分别交给广州军政府中的不同派别;不支持北京政府独享关余;反对北京政府撇开列强,控制关余的企图;军政府分裂后,赞成支付属于北京政府的关余;反对由徐世昌提出、得到美国赞成的用属于广州军政府的关余收买南方舰队的计划。第二阶段,从1920年11月孙中山在广州重掌政权到1921年4月列强强行解决关余问题未能成功。英国的态度是:执行敌视孙中山的政策,仍不同意向广州政府拨付关余,对孙中山夺取海关的计划进行武力威胁;不直接与广州政府打交道,以免造成对其承认的印象;准备抛弃孙中山解决关余问题;支持北京政府得到所有关余;后来态度有所变化,赞成关余用于治理西江;最终欲在损害广州政府利益基础上强行解决关余问题,但未能成功。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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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后,柏蔚亲统“中华民国陆军第一军”坐控津浦线,改任安徽军政府都督后,多次婉拒袁世凯的拉拢、收买,表现了坚定的革命立场。宋教仁案发生后,他力主武装讨袁,提出了一些很好的建议,并通电反对善后大借款,却因革命党人意见分歧,步调不一,而错过了讨袁大好时机,终被袁世凯免职。二次革命爆发后,柏蔚先被黄兴委任为安徽讨袁军总司令,至蚌埠督师,旋又被任命为安徽都督,回安庆平息皖省政潮,辛勤奔走于苏、皖之间,亦未能挽回二次革命之败局。柏蔚对二次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但对袁世凯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事先未作必要的准备,临事因过于依赖领袖人物而未能当机立断,事发后又未能真正掌握军事指挥权,对二次革命的失败造成了难以估量的影响。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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剪辫子运动,是上海军政府贴了布告的。布告云:“自汉(汉口)起义,各省响应。凡我同胞,一律剪辫;除去胡尾,重振汉室。”蓄发扎辫,原是清军入关后,强迫汉人接受的满族风俗。现在既然政府号令一律剪辫,自然会有各方响应。但男人脑后拖一根长辫的风气,几百年来已根深蒂固,要一下子让人们普遍接受这一变革,将辫子全部剪光,也非易事。一是没有那么多理发匠应急,二是由童稚蓄起的长发,一旦割弃,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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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昌起义后贵州各界仓促应变,携手组成大汉贵州军政府。新政府中的各实力派因宗旨不同。渊源各异,而各行其是,由此导致军政府的最终解体。本文围绕组成大汉贵州军政府的自治学社、宪政预备会、新军三大力量之间的政治互动,重新审视这一问题,以期进一步梳理大汉贵州军政府的兴衰历程。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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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时期,成都独立后,由大汉四川军政府都督特任并派往四川所辖五道巡察的官员称为“五道宣慰使”。由于在保路运动中的突出表现,张澜于1911年12月受命由军政府参赞职上转任川北道宣慰使。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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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素园,名培艺,贵州毕节人,清末秀才。1910年,周素园加入同盟会,参与领导贵州辛亥革命,11月3日,陆军学生起义,贵州宣布独立,成立军政府,周素园被推定为七位枢密员之一,后又被军政府推为行政总理(主办全省民事)、云贵川总司令部秘书长、政务厅长和省政府秘书长等要职。不久,由于贵州军政府被滇黔军阀勾结推翻,周素园便流亡京、汉、沪、渝等地。这期间,他先后任北京参政院秘书,西北边防军司令部秘书、定黔军总司令部秘书长等职。经过十余年的奔波,周素园并没有找到救国救民之路。他所看到的,是旧军阀的混战,新军阀的独裁。他为此思想苦闷,一气之下,脱离了政界,1925年回家乡毕节闲住。他闭门读书,遍读历史和中外资产阶级先驱思想家的名著,认真研究马列主义,探索人生道路。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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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东洋游罢更西洋”
他们仍然住进了昆山的李氏宗祠。破旧的房屋,难以为他们遮风挡雨,而天气却正一天凉似一天。更糟糕的是,他们原来得到的那一点考察经费也早已用完。黄齐生和归国留学生们,困守昆山,连每天最简单的伙食都难以支付了,他给贵州军政府拍发了电报,希望汇来还乡的路费,结果却又音讯杳无。于是,他不得不每天外出,在上海老朋友处奔波。此间他结识了创办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的张菊生(名元济),从这位中国出版界元老和蔡衡武处,得到一些接济,他们才勉强对付下来。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