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学生停课军训

[北平通信]清华大学全体学生以国势日危，决自今日起停课三星期，全校完全实施军事训练。男生一律从军，女生学习看护。每晨六时起床、出操，每日上军事教科六小时，晚间举行讲演会讨论日本占我东省问题，至十时就寝。     

忆战干团

战干团是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的简称。它是抗战初期国共合作的产物。1937年上海、南京相继失守后,日寇的铁蹄逐渐伸展到我国内地,以致全国各地的流亡学生和爱国青年有的无家可归,有的感到报国无门。这时全国抗日气氛高涨,政府已决定了长期抗战的方针,为了动员各方面的力量,迫切需要强大的后     

回忆抗战岁月

一轮甲子几沧桑,苦忆当年未渺茫; 千古卢沟桥上月,汗青常照慨而慷。 1937年,我参加了大学军事训练,大约在5月末。开始在北京西苑,由国民党的二十九军组织训练。分成两个大队,大学生为第一大队,中学生为第二大队。两个大队归属于一个总队,总队长是冯治安（当时是二十九军三十七师师长）,副总队长何基沣,还有一个姓潘的副总队长。大队长是程希远,我分在第四中队,中队长是徐存有。     

论抗日战争时期国统区的士兵养成教育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日本帝国主义凭借武器装备的优势,开始了以灭亡中国为目的的全面侵华战争,南京国民政府被迫开始武装抵抗。为适应长期作战的需要和提高部队作战能力,国民政府采取了多种形式培训部队各级干部,并分拨到各部队去训练士兵,使士兵尽快获得正规的军事知识;对前线和后方部队分期分批进行整训,加强士兵的政治思想教育和军事训练,以激发爱国热情和提高作战技能。强化军事技能训练和爱国主义思想教育,使士兵自身的素质得到提高,部队持续战斗力得以增强,对抗战的胜利起到了积极作用。但由于国民党后来执行积极反共、消极抗日的政策,大大降低了政治训练的效果,再加上军事训练时间紧迫且主要局限在西南地区,因此士兵的政治素质和军事素质养成的预期目标远远未能达到。     

上世纪三十年代我在武昌学生集训总队

1935年4-6月,我在湖北省武昌右旗军营接受一次为期3个月的学生集中军事训练。其时,我是私立武昌文华中学(美国基督教圣公会创办)高中一年级学生。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三省沦陷。 1932年淞沪抗日战役和1933年长城抗日战役接踵而来,国民政府最高当局终于察觉到一场全面抵抗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的战争势难避免,乃逐步采取备战措施,对学生实施军事     

一个黄埔生的校园生活回忆

1941年,我在河南淅川上集的国立第一中学毕业后,为了抗日,就决心投考黄埔军校。第一次投考,我因身体检查不合格而未被录取。我不气馁,又第二次报考,这次以第一名录取,进了设在西安的黄埔军校第七分校。在正式进军校之前,还要先到入伍生团进行初期军事训练。     

战时军事训练杂忆

集中军训 1938年,武汉大学迁至四川乐山,在粗定后,赶了一阵课程,接着奉命——大学生须至成都集中军训,限期报到。只有一个月,乐山与成都相距数百里,如从水路溯岷江而上．需时很久,且无足够木船（轮船不能行驶）;陆路有碎石铺面的公路,有一两部国人自制的烧木炭的煤气老爷汽车,营业行驶,经常沿途抛锚,往返一程,时日无法掌握。亦不能胜任如限运送大批学生赴成都。校方于是决定由学生组队．以徒步行军方式赶往,不知是怎么回事,我却被指派为领队。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军队是如何克服“和平积习”的

正在新的胜利关头力戒骄傲1949年1月三大战役结束,经过战略决战,国民党精锐部队丧失殆尽,剩余的仗已不难打,用一个指战员的话讲,已是"一路追击,没有什么像样的仗打了"。共产党在大陆的革命已处于全国胜利的前夜,经历百余年战争的痛苦,中国人民即将进入盼望已久的和平新时期。然而,就在这时,共产党中央和毛泽东却警示全党全军要力戒骄傲,不能犯过去的老错     

适应军事训练转变需确立信息化人才培养观念

胡主席指出“人是战斗力的主体,是战争的决定因素。军事训练说到底是对人的训练,任何时候都要把提高人的素质放到第一位”。这一重要论述深刻揭示了战斗力成长的内在规律,充分阐明了军事训练的本质要求,为我们如何确立信息化素质人才培养观念,提高官兵综合素质,推进我军机械化条件下军事训练向信息化条件下军事训练转变提供了基本依据。     

解放军训练总监部的反“教条主义”

一1954年1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决定:成立解放军训练总监部,统管全军的军事训练和院校工作。1955年4月,以解放军总参谋部军训和军校管理部、军事出版局为基础,成立解放军训练总监部,与解放军的总参谋部、武装力量监察部、总政治部、总干部部、总后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