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临城下 长春解放了

长春围困作战是辽沈战役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我军历史上第一个大的围城战役。1948年6月5日,经中央军委批准,林彪、罗荣桓、刘亚楼下达《围困长春办法》,决定采取军事包围、经济封锁和政治瓦解手段,对长春实行"久困长围"。6月中旬,东北野战军进一步明确对长春实施"久困长围,政治攻势,经济斗争"的总方针,组成围城指挥所。由于我军事围困、经济封锁和强大的政治攻势及攻克锦州这一决定性的影响,长春守敌60军军长曾泽生率部起义,郑洞国被迫投降,长春这一大城市兵不血刃地和平解放了。     

“二战”期间活跃在加尔各答的中国空军监察队

<正>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党军统局成立了一个密电组,聘请美国密码专家亚德雷任该组顾问,以日本军用密电为对象,进行研译。1940年4     

“合”与“分”的地理效应及民族个性差异

本文从人文地理学的角度剖析了地理环境对于中国历史上国家统一与分裂的重大影响,暨阐述了通常所说的自然与人文的历史的辩证的关系。高山大川的“长城效应”与各区域民族个性差异形成对国家统一的威胁。但同时也是多民族国家统一体的再造与地域文化发展的前提条件之一。     

秦雍城军事城防演变的考古学观察

秦雍城的军事地理环境符合特定时期秦国择都的首选要求。秦雍城军事城防格局从初期以防范戎人为主要目的的“城堑河濒”,到中期出现“回”字形双重壕堑,再至晚期修建城垣设施,形成护城河、城垣、壕沟在内的多重防御,标志着完备的城防体系最终确立。这一方面反映了秦国能够及时顺应时局之变,是秦人对都城安全环境的主动和更高要求;另一方面也反映了秦雍城由纯粹的军事城邑朝向设施完备、功能齐全、层次分明的“大都市”趋势发展。秦雍城军事城防每一阶段的演变都与秦国军事国防密切相关,同时也为秦人从早期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聚落结构过渡到以地缘政治为格局的多元性社会架构带来契机,对其后秦国变法革新意义不容忽视。     

军事委员会驻滇联络参谋室、驻滇参谋团相关文电一组

1940年和1941年,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为协助昆明行营备战滇南、防守昆明,先后派出高级参谋董英斌和军令部次长林蔚,在昆明设立驻滇联络参谋室和驻滇参谋团。1942年初,军事委员会驻滇参谋团随远征军入缅,承担联络传达及作战指导任务。缅战失利后,驻滇参谋团退回云南,协助昆明行营指挥协调保卫滇西,1943年初远征军司令长官部成立后撤销。本组史料反映了军事委员会驻滇联络参谋室、驻滇参谋团从成立到撤销的始末、重要人事任命及机构调整、各阶段的职能及作用等情况。     

金朝世婚家族乌林答氏研究

乌林答氏是金朝重要的世婚家族。在完颜氏领导的女真军事部落大联盟初建之时,孩懒水乌林答部就已加入。太祖起兵反辽后,原系辽籍女真的乌林答部也随即归附。乌林答氏自加入军事大联盟后,以世代联姻的方式来巩固其与完颜部的政治联盟,其成员不仅频繁活跃于金朝的各种政治活动中,还积极参金朝对内对外的军事战争,为金国的建立、发展和稳定统治贡献巨大。     

游牧民族军事性形成原因初探──以游牧经济生活为主线

游牧民族军事性有复杂的成因。其最底层而最深刻的原因似乎在于他们以＂逐水草而居＂为基本生产形式、以骑射术为基本生产技术的游牧经济生活,这种独特的游牧经济生活孕育、培植了游牧民族迥异于农耕文化内容的特质和传统。军事性是游牧经济生活的必然产物。游牧经济的单一性促使游牧民族向外发动对农耕民族的掠夺战争,以游牧地为生命基石的游牧经济又引发游牧民族在内部争夺牧场的部族战争,而作为游牧民族最基本生产工具的弓马又为他们的这些战争提供了武器。这是游牧经济对游牧民族军事性的形成的最基本的促成作用。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国际情报部述论(1943年6月—1945年12月)

共产国际解散后,苏联共产党创建了国际情报部,其主要职责是领导欧洲各国共产党从事反法西斯斗争,具体包括支援东欧各国的游击战、在各国战俘中开展工作、通过报纸和广播进行反法西斯宣传、在德占区进行情报搜集工作等等.此外,国际情报部还协助联共(布)中央领导各国共产党,在解决各国共产党重大问题中发挥信息沟通和决策咨询作用,同时会同各国共产党处理一般性事务.     

西塞罗与罗马共和末期的派系斗争

西塞罗是古罗马著名政治家。在罗马共和末期动荡不安的派系斗争中,西塞罗代表元老贵族派的利益,以维系传统的以元老院为核心的共和体制为己任,与形形色色试图颠覆罗马共和政体的野心家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被誉为"共和国之父",可谓风光无限。然而,特殊的政治环境,残酷的派系斗争导致西塞罗在长达30余年的政治生涯中不断变换政治立场,深深地卷入派系斗争,并在其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最终沦为派系斗争的牺牲品。     

明代权宦沦为皇权牺牲品的历史原因探究——以冯保为例

明代宦官之祸最烈,无论权宦如何揽权干政、欺君蠹国,最终还是在皇帝的一纸诏令中败亡,权宦之荣辱皆出自皇帝之意,即"爱憎惟帝意"。明代权宦始终撼不动至高无上的皇权,反而却成为皇权的牺牲品。何以出现此种情况呢?笔者以权宦冯保为个案进行剖析后,认为权宦之间的矛盾斗争是明代权宦不能颠覆皇权反成为皇权牺牲品的真实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