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旅游文化的情怀 专访国家旅游局局长邵琪伟

新年伊始，中国国家旅游局局长、《中国国家旅游》杂志顾问委员会名誉主任邵琪伟接受了杂志专访。     

“二战”期间活跃在加尔各答的中国空军监察队

<正>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党军统局成立了一个密电组,聘请美国密码专家亚德雷任该组顾问,以日本军用密电为对象,进行研译。1940年4     

中国城科会历史文化名城委员会丝绸之路文化研究中心简介

丝绸之路文化研究中心成立于2006年10月,隶属于中国城科会历史文化名城委员会,办事机构设在古城西安。是丝绸之路相关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交流的非营利性学术机构。     

《金坛掌故》出版

2007年8月,金坛市志办、金坛市政协文史委员会联合编写的《金坛掌故》由方志出版社出版。《金坛掌故》注重地方性、知识性、思想性和趣味性,分人物轶事、史事钩沉、名胜古迹、金沙风物、     

“合”与“分”的地理效应及民族个性差异

本文从人文地理学的角度剖析了地理环境对于中国历史上国家统一与分裂的重大影响,暨阐述了通常所说的自然与人文的历史的辩证的关系。高山大川的“长城效应”与各区域民族个性差异形成对国家统一的威胁。但同时也是多民族国家统一体的再造与地域文化发展的前提条件之一。     

新中国行政监察体制的建立与初步运行（1949—1954年）

1949年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人民监察委员会是高于部级的行政监察机构,它成立后一边积极开展行政监察工作,一边不断完善各级监察机构和政策法规。周恩来领导制定了监察工作的基本方针、基本原则和若干具体政策,并提出要围绕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发动群众开展监察工作。1949—1954年,我国行政监察体制的建立和初步运行取得了显著成就,紧密配合当时党和国家的主要工作,制定实施了一系列相关法律法规,逐步形成了较完善的行政监察体系,其实践探索对深化当今我国监察体制的改革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和启示意义。     

秦雍城军事城防演变的考古学观察

秦雍城的军事地理环境符合特定时期秦国择都的首选要求。秦雍城军事城防格局从初期以防范戎人为主要目的的“城堑河濒”,到中期出现“回”字形双重壕堑,再至晚期修建城垣设施,形成护城河、城垣、壕沟在内的多重防御,标志着完备的城防体系最终确立。这一方面反映了秦国能够及时顺应时局之变,是秦人对都城安全环境的主动和更高要求;另一方面也反映了秦雍城由纯粹的军事城邑朝向设施完备、功能齐全、层次分明的“大都市”趋势发展。秦雍城军事城防每一阶段的演变都与秦国军事国防密切相关,同时也为秦人从早期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聚落结构过渡到以地缘政治为格局的多元性社会架构带来契机,对其后秦国变法革新意义不容忽视。     

军事委员会驻滇联络参谋室、驻滇参谋团相关文电一组

1940年和1941年,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为协助昆明行营备战滇南、防守昆明,先后派出高级参谋董英斌和军令部次长林蔚,在昆明设立驻滇联络参谋室和驻滇参谋团。1942年初,军事委员会驻滇参谋团随远征军入缅,承担联络传达及作战指导任务。缅战失利后,驻滇参谋团退回云南,协助昆明行营指挥协调保卫滇西,1943年初远征军司令长官部成立后撤销。本组史料反映了军事委员会驻滇联络参谋室、驻滇参谋团从成立到撤销的始末、重要人事任命及机构调整、各阶段的职能及作用等情况。     

金朝世婚家族乌林答氏研究

乌林答氏是金朝重要的世婚家族。在完颜氏领导的女真军事部落大联盟初建之时,孩懒水乌林答部就已加入。太祖起兵反辽后,原系辽籍女真的乌林答部也随即归附。乌林答氏自加入军事大联盟后,以世代联姻的方式来巩固其与完颜部的政治联盟,其成员不仅频繁活跃于金朝的各种政治活动中,还积极参金朝对内对外的军事战争,为金国的建立、发展和稳定统治贡献巨大。     

游牧民族军事性形成原因初探──以游牧经济生活为主线

游牧民族军事性有复杂的成因。其最底层而最深刻的原因似乎在于他们以＂逐水草而居＂为基本生产形式、以骑射术为基本生产技术的游牧经济生活,这种独特的游牧经济生活孕育、培植了游牧民族迥异于农耕文化内容的特质和传统。军事性是游牧经济生活的必然产物。游牧经济的单一性促使游牧民族向外发动对农耕民族的掠夺战争,以游牧地为生命基石的游牧经济又引发游牧民族在内部争夺牧场的部族战争,而作为游牧民族最基本生产工具的弓马又为他们的这些战争提供了武器。这是游牧经济对游牧民族军事性的形成的最基本的促成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