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期间活跃在加尔各答的中国空军监察队

<正>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党军统局成立了一个密电组,聘请美国密码专家亚德雷任该组顾问,以日本军用密电为对象,进行研译。1940年4     

浅议功能派目的论在散文翻译中的应用——以《暮然回首》为例

20世纪70年代，西方出现了面向译语文化的翻译研究趋向．德国功能派的“目的论”概述功能翻译理论在西方翻译界兴起。功能派翻译理论突破了对等理论的限制，提出了目的性原则。要求翻译活动必须依据翻译目的，以文本目的为翻译过程的第一准则。本文将对目的论的产生与发展，翻译原则，目的论在翻译实践中的应用进行概括总结。     

“合”与“分”的地理效应及民族个性差异

本文从人文地理学的角度剖析了地理环境对于中国历史上国家统一与分裂的重大影响,暨阐述了通常所说的自然与人文的历史的辩证的关系。高山大川的“长城效应”与各区域民族个性差异形成对国家统一的威胁。但同时也是多民族国家统一体的再造与地域文化发展的前提条件之一。     

秦雍城军事城防演变的考古学观察

秦雍城的军事地理环境符合特定时期秦国择都的首选要求。秦雍城军事城防格局从初期以防范戎人为主要目的的“城堑河濒”,到中期出现“回”字形双重壕堑,再至晚期修建城垣设施,形成护城河、城垣、壕沟在内的多重防御,标志着完备的城防体系最终确立。这一方面反映了秦国能够及时顺应时局之变,是秦人对都城安全环境的主动和更高要求;另一方面也反映了秦雍城由纯粹的军事城邑朝向设施完备、功能齐全、层次分明的“大都市”趋势发展。秦雍城军事城防每一阶段的演变都与秦国军事国防密切相关,同时也为秦人从早期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聚落结构过渡到以地缘政治为格局的多元性社会架构带来契机,对其后秦国变法革新意义不容忽视。     

关中汉墓随葬短环首刀研究

关中地区的两汉墓葬中常出土10～40厘米左右的短环首刀。本文对关中地区汉墓中随葬短环首刀的形制、组合、出土位置并结合墓主身份等级进行梳理,认为西汉时期随葬短环首刀以铁质为主,数量众多,应为日常生活中的实用器,功能或为“削”和“拍髀”;铜质短环首刀数量较少,且多出现在等级较高的墓葬中,作为墓主身份等级的象征。随着丧葬观念的变化,东汉时期随葬短环首刀以铜质居多并逐渐平民化、明器化,且不再具有身份等级象征意义,仅为一般随葬明器。     

军事委员会驻滇联络参谋室、驻滇参谋团相关文电一组

1940年和1941年,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为协助昆明行营备战滇南、防守昆明,先后派出高级参谋董英斌和军令部次长林蔚,在昆明设立驻滇联络参谋室和驻滇参谋团。1942年初,军事委员会驻滇参谋团随远征军入缅,承担联络传达及作战指导任务。缅战失利后,驻滇参谋团退回云南,协助昆明行营指挥协调保卫滇西,1943年初远征军司令长官部成立后撤销。本组史料反映了军事委员会驻滇联络参谋室、驻滇参谋团从成立到撤销的始末、重要人事任命及机构调整、各阶段的职能及作用等情况。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党内集中教育的政治功能研究——基于政党理论视角的考察

开展党内集中教育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政治传统,也是中国共产党加强自身建设的重要方式。基于历史和现实的双重语境考察,可以发现党内集中教育具有特质呈现功能,呈现了中国共产党“使命型”“革命型”和“先锋队”的政党形象;具有价值传承功能,丰富发展了党内政治文化的价值体系、推动党内政治文化的赓续传承、为党内政治文化的发扬提供了强大动力;具有思想凝聚功能,为政党认同的增进提供了思想基础、制度基础和价值基础,增进了广大党员对党组织的政治认同;具有合法性积聚功能,在合法性积聚的过程中,构建起了中国共产党的政党规范、提升了广大党员干部的执政能力、巩固了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深化了广大群众对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信任;具有权威建构功能,有助于维护政党自身的权威和政党领袖的权威、实现了政党权威的理性化。基于政党理论的视角,可以分析出新时代党内集中教育所释放的政治功能,进而深入理解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开展党内集中教育的政治意旨。     

新疆地区先秦时期考古发现的“鹿”形象探讨

我国是鹿类动物的发源地之一,也是世界上产鹿种类最多的国家。从考古发现来看,从先秦时期以来,鹿在人类的社会文化生活中扮演了很多很重要的角色。新疆地区先秦时期考古发现的以“鹿”为形象的文化遗存很多,在历史积淀中形成了不同种类的意向表达,并在不同的社会背景下呈现出不同的时代特征和文化意义,具有重要的社会功能。     

金朝世婚家族乌林答氏研究

乌林答氏是金朝重要的世婚家族。在完颜氏领导的女真军事部落大联盟初建之时,孩懒水乌林答部就已加入。太祖起兵反辽后,原系辽籍女真的乌林答部也随即归附。乌林答氏自加入军事大联盟后,以世代联姻的方式来巩固其与完颜部的政治联盟,其成员不仅频繁活跃于金朝的各种政治活动中,还积极参金朝对内对外的军事战争,为金国的建立、发展和稳定统治贡献巨大。     

游牧民族军事性形成原因初探──以游牧经济生活为主线

游牧民族军事性有复杂的成因。其最底层而最深刻的原因似乎在于他们以＂逐水草而居＂为基本生产形式、以骑射术为基本生产技术的游牧经济生活,这种独特的游牧经济生活孕育、培植了游牧民族迥异于农耕文化内容的特质和传统。军事性是游牧经济生活的必然产物。游牧经济的单一性促使游牧民族向外发动对农耕民族的掠夺战争,以游牧地为生命基石的游牧经济又引发游牧民族在内部争夺牧场的部族战争,而作为游牧民族最基本生产工具的弓马又为他们的这些战争提供了武器。这是游牧经济对游牧民族军事性的形成的最基本的促成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