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背文书所见清乾隆时期浙江奏销册的缀合与定名

芷兰斋所藏《分门集注杜工部诗》纸背文书为清康熙、乾隆时期形成的三种公文档案,其中一种为乾隆时期浙江省漕运钱粮奏销文书,共计143叶。这些以散叶形式存在的文书大致分为四组,可以连续缀合的部分累计达138叶,约占全部文书的97%,连缀比例之高在古文书散叶缀合整理中非常罕见。该种文书的造报主体为浙江省督理粮储漕务道,其中的钱粮征收年度是乾隆六年,钱粮起运年度是乾隆七年,造报年度是乾隆八年,具体造报月份则是该年的五月。文书的性质属于户部漕运类漕白征收子目类的“本折收支(支销)题销册”,具体定名应为《户部项下乾隆七年起运六年分见征漕白正赋存留本折支销钱粮题销文册》。该种文册作为新发现的一手资料,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清代浙江乾隆时期漕白征收类奏销册偏少的缺憾,也为追寻清代内阁大库黄册档案文献流失过程揭示了新方向。     

从写经题记看北朝敦煌民众的崇佛心理

北朝时期敦煌地区的写经活动是当时民众奉佛的一种重要方式。约在北魏宣武帝年间,该地佛事发展兴盛,社会写经需求大量增加,并有了商业化的倾向。其写经的主要用途是为了读诵受持和流通供养。整个北朝民众写经题记和发愿文在不同时期呈现出的不同形式与内容,反映着民众相应的奉佛心理的不同变化,这些都与当时的历史背景分不开的。     

敦煌阴氏与佛教的关系及相关问题研究

本文通过阴氏与佛教的关系例证了石窟由佛窟到祠堂功能的转变;通过对阴氏写经题记的分析旁证阴氏就是在武则天时期飞腾发达的,并着重分析了“七世父母”的问题,认为其反映着三方面的内容,而主要的是对儒家“孝”思想的反映。认为一切跟佛教有关的活动都蕴涵着人们的思想感情,是人们内在想法的外在表露。     

浅析器物类文物定名的科学性与规范性

文物定名是博物馆的一项基础性工作,也是一项重要的工作,其中不乏学术含量。首先是定名用词必须科学严谨,需对习以为常、似是而非的用词进行厘正,使用正确的语词。其次,在用词正确的基础上,确定原则,统一格式,使文物定名工作有规律可循。如此,其科学性保证了博物馆向大众传播的文化不失为良知,而非误导;其规范性摒弃了博物馆界著录工作的随意性。     

湖北襄阳沈岗出土“句”辨疑——兼谈古代南方青铜乐器的定名

我国古代南方乐器的器类繁多,内涵丰富,而考古报告中对出土的南方乐器的定名十分混乱,如湖北襄阳沈岗春秋墓出土的青铜铎在考古报告中即定名为"句鑃"。根据"名物学"的基本原理,辨析古代南方青铜句鑃、青铜钲和青铜铎等乐器的形态特征,可知,沈岗春秋墓出土的青铜"句鑃"应名"铎"。     

日本杏雨书屋藏唐代敦煌景教写本《序听迷诗所经》释考北大核心CSSCI

景教是唐代对基督宗教的称呼,唐代敦煌景教文献研究一直为国际学界所关注。本文根据最近日本杏雨书屋新刊布的《序听迷诗所经》彩版影印件,按照古籍整理尊重原典的精神,对该经文本进行了最新辑录和考释,为学界提供一个释录准确,并尽可能反映最新研究信息的文本,以期有益于中国景教之研究。     

再论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圣德太子写经

北大图书馆藏J.4号文书,尾题说明为日本圣德太子写经,引起学界广泛关注。然而,从各种版本的经文内容校勘、书法风格、印章和收藏经纬仔细分析,可以判断是一件利用唐初敦煌写经伪造的日本古文书,给古代伪文书的研究提供了一个例证。     

“瓒”的定名、形制及相关问题

本试图从考古学角度出发,结合古字与献,对“瓒”的定名、形制及相关问题作进一步探讨,以期对商周时期“瓒”及“瓒”所反映的礼制及化变迁有一个初步认识。     

敦煌《诗经》卷子研读札记二则

本共有两则札记。第一则是《S．10号(毛诗传笺)卷背注音之性质》。S．10号《毛诗传笺》卷背有145字之注音,潘重规认为这是六朝《音隐》类作之遗迹,《英藏敦煌献》据之定名为《毛诗郑笺音隐》。本从卷背注音与正面字的关系上考察,认为卷背注音是抄写人据某种《毛诗音》移录,并非是与正字合成有机整体的《毛诗郑笺音隐》,只是它用以注音的方法与六朝的音隐类作相同而已。第二则是《S．541号写卷的正面与背面》,S．541号写卷的一面抄写有《诗经》,另一面抄写有佛典《因缘心释论开决记》。本否定了以前诸家目录以抄写《诗经》一面为背面的说法,认为抄写有《诗经》的一面应是写卷的正面,而抄有佛典一面的内容则为其背面。     

新疆博物馆馆藏古钱币述略（续）

有关中世纪我国北方或西北地区对佛教的“末代”是如何认定之问题。我们亦进行过一番思考,并根据在北京房山雷音洞洞门左壁上之唐贞观二年（公元628年）静琬的一道题刻、敦煌写经题记一西魏“大统十七年（公元551年）岁次辛丑五月六日抄”的司马丰祖写《十方佛名》题记、1988年在辽宁朝阳北塔修缮中发现的三行题记和编号为S．5520和S．0529号的敦煌文书等,并按正法一千年、像法一下年再转入末法的标准和回鹘与辽朝的佛教交往来考虑,就得出进入“末法时代”的时间应该是公元1051年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