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碎间见其统绪——洪迈《容斋随笔》之史学史识见

宋洪迈《容斋随笔》所撰千余则随笔中,包含着涉及历代史著、史家方面的讨论,内容涵盖先秦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两宋四个阶段。本文通过对《容斋随笔》有关史学的零散随笔进行纵向的梳理考察,并对其中重要者作深入分析,于细碎之间抽绎出洪迈学术体系中的史学识见及其思想价值之所在。借助对洪迈论史学笔记资料之二重性的运用,反思其对于认识中国史学之特质的价值。     

回归传统:浅谈数字化时代的史料处理与运用

<正>过去30年,注定会被未来的史学史所浓墨重彩地大书特书的,不仅仅是思想解放带来的学术繁荣,还包括电脑和网络技术广泛应用所引发的研究手段的更新。30年间,古代历史典籍的载体大多已经由纸质书本转换为电脑可识别的文字符号,新一代学者对电脑写作和网络查询早已驾轻就熟,数字化检索已成为史学研究必不可少的辅助手段,史家对于史料的获取方式经历了亘古未有的革命。数字媒介的引入,促成了阅读方式和写作方式的改变,也使知识发现途径与处理手段都发生了变革。甚至有学者十分乐观地断言"一个有机会孕育‘e-考据学派’的时代或已出现"(黄一农:《两头蛇——     

谈《阅微草堂笔记》中的另类轮回故事

《阅微草堂笔记》中记载了众多的轮回故事.死亡意味着遗忘前生,但《阅微草堂笔记》中的轮回者往往能清晰地记得前生.纪昀如此刻画轮回故事,和他坚持有限视角的叙述方式有关,也和他坚持“寓劝戒”的创作宗旨有关.既要用现实生活中并不存在的轮回故事导人向善,又坚持不能虚构,纪昀只能记载另类的轮回故事.     

《法苑珠林》与君臣观

隋唐时代,随着中国封建社会进入了鼎盛时期,佛教的发展,也在中国佛教史上达到了顶峰.如果说唐代佛教繁荣的标志是其思想内涵的丰富,那么其外在的表现形式之一就是类书在佛教典籍中的使用.类书体例自魏晋南北朝出现后,在佛教典籍中也逐渐兴起,许多高僧大德的著述使用了类书体例.     

乾嘉年间的鬼狐怪谈

乾嘉时期是我国著名的朴学考证时期。以语言文字训诂考证进行经史研究,故被五四运动后提倡“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的人视为科学方法及理性精神之先驱。本文则从当时人喜说鬼狐仙怪事迹的现象,做不一样的考察,发现另一副面貌的乾嘉时期。由乾嘉时期士大夫喜说鬼狐仙怪故事,可以发现当时并不具备现代意义的科学理性观。理性与信仰并存,或交互为用,纔是普遍的现象。而且精英士大夫阶层在面对这些鬼狐故事时所显示的伦理观,非特与庶民无异,抑且为世俗命定果报信仰之热心传播者。在宋明理学已渐丧失其伦理规范意义,经史考证又只是知识技艺的时代,信奉此种通俗儒道佛理,并以之教化民众,便成为士大夫自觉可以努力之工作。其宣化之方式,主要是文学作品,例如小说或戏曲、宝卷、歌谣等,为道光、咸丰、同治以后大规模出现的民间“善堂”奠了基。突破了经学视域,转由文学去看,纔能观察到这许多有趣的现象与值得思考的问题。     

韩国向汉字文化圈回归

几经沉浮：汉字命运在韩国 在文化上,韩国是与中国最相近的国家。他曾经是汉字文化圈的一员,甲午战争前的韩国重要历史文化典籍基本上是用汉语记载的。直至1945年朝鲜半岛光复前,朝鲜半岛南北方的报刊、政府文书都是韩、汉字混用,大约一半是方块汉字,就像日文还是汉字假名并用那样。就是在今天,汉字可以说仍无处不在：韩国上流社会人士出席会议时,前面摆放说明其身份的标牌、很多公司机关学校的名称、标志性建筑物上的标牌、商店的招牌、墓地的碑文、书店里韩文书的书和作者名、社交时互换的名片,还仍然用汉字书写。     

清代鉴藏家章绶衔及其收藏款印略考

一、章绶衔的生平、交往及书画造诣章绶衔的生平资料很少,大抵一些书籍记载都是寥寥几字。因他与陆心源生平有交往,且时代又近,据以陆心源总编修的《光绪归安县志》载:“章绶衔,字紫伯,恩贡生。好聚书,熟于掌故。与之谈乡邦     

《战国纵横家书》“頳”字考

<战国纵横家书·麛皮对邯郸君章>中有一字原释文中误释,致使部分文义晦涩难懂.今从字形分析入手,佐以历史典籍,结合整体文义,将该字释为"頳",并对相关文句作出解释.     

蒙藏初会——文物所见萨迦三人共揭汉藏两地关系新篇章

就汉藏关系史的研究,通常说元代汉藏两地关系的建立有其举足轻重的地位。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讲,正是在元代,藏地才纳入中央王朝的统治之下,从而开启了汉藏关系的新篇章。那么就元初蒙古人如何与藏地接触,又发生了什么历史性的事件,从而又建立起怎样的统属关系,在汉藏文典籍中多有记载,后也有诸多学者的研究成果。那么,就当时二者关系的互动,在当下是否有文物材料存世,能够给予有力的实物证据。     

梁山泊“八百里”之说辨正

梁山泊方圆“八百里”之说因《水浒》的流传而举世皆知;但是,事实上该说法既不见载于宋元地理志书,亦非古代小说家的原创,而是由从《涑水记闻》到《事文类聚》等五本宋人笔记对一则材料的不断传抄讹变而来.现利用版本目录学的研究方法,先还原文本讹变的发生过程并分析其原因,再针对该则材料中两个要素的历史背景——即熙宁时人对《农田水利利害条约》的评价,与王安石、刘攽二人的交恶——进行考证与讨论,最后指出:“八百里”之说绝不可作为开展历史地理研究时的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