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中期秦国的军制变革

在秦国发展的过程中,商鞅变法是一个特殊的转折点,使其一举摆脱贫穷落后的面貌,走上强国之路。而商鞅对秦国的改造,主要集中于耕战之上,所以,秦国军制的变革是商鞅变法最重要的体现,这种变革主要集中在兵役制度和武器装备上。兵役制度的变革与田制、户籍等方面关系密切,武器装备的优劣与手工业发展情况和行政效率关系密切。因此从两方面入手,可以管窥秦国整体的变革。     

秦汉刑徒兵制与谪戍制考辨

秦汉时期与以罪人为兵相关的制度有两种,一是谪戍制,二是刑徒兵制。两者的主要区别有三:其一,被谪戍者和刑徒兵的称谓在文献中有严格区分,前者常被写作"谪徒"、"适卒"、"谪卒"等;后者常被称作"弛刑士"、"施刑士",有时简称为"弛刑"、"施刑"。其二,谪戍是司法判决的结果,属于一种刑罚,而发刑徒为兵则是皇帝诏令的结果,是对已判决罪犯服刑方式的一种变更。其三,二者实施的对象不同,谪戍的对象包括亡人、罪吏、盗贼等有罪者以及赘婿、商人、闾左等"贱民",还包括称作"诸疑罪"的犯罪嫌疑人;而刑徒兵则由弛刑徒组成,包括判为城旦、鬼薪、隶臣、司寇等刑徒,判处枭首、腰斩、弃市等的减死罪囚。滥发谪戍体现暴政,发刑徒为兵则更多体现出一种宽宥。     

殷商政治领域中的性别差异与“王妇领兵制”

甲骨刻辞显示,殷商时期,贵族妇女拥有较高的政治权力与地位,她们可以直接参与国家政治事务的管理,对此学者多有文章述及,本文主要从性别角度入手,通过分析“王妇领兵”等现象,来探讨殷商政治领域中的性别差异,并进一步剖析性别差异形成之根源与影响,错误之处,祈请方家指正。     

《金朝军制》平议——兼评王曾瑜先生的辽金史研究

《金朝军制》是迄今为止有关金朝军事制度最为全面系统的研究成果 ,其学术价值应充分肯定 ,但此书也存在不足之处。 2 0世纪的辽金史研究之所以始终比较沉寂 ,在各断代史研究中处于相对落后的地位 ,其根本症结就在于史料太少 ,而且由于没有新史料的重大发现 ,无缘形成学术新潮流。因此 ,2 1世纪的辽金史研究必须从上下、左右两个方向去寻求突破。王曾瑜的某些研究成果在这方面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清代八旗养育兵制探析

养育兵制,是以月给一定钱粮米石为形式,特为养赡无产业孤独旗人而设,带有基层救助性质的清代旗人恩养政策。自雍正二年(1724)设立,至光绪三十三年(1907)逐渐为历史裁汰,期间虽出现过冒顶、冒领等现象,但其在缓和八旗生计问题、补充八旗兵制、增强满族自身民族身份认同等方面所产生的积极作用是值得肯定的。     

罕世发现——秦陵石甲胄

秦陵新近发现的石铠甲与石胄(即兜鍪、头盔),着实令人叹为现止。这批形态精美、工艺高超、分布密集、种类繁多的以扁铜丝连缀而成的青石甲胄,填补了中国古代甲胄发展史上秦甲胄实物缺乏的空白,对研究秦代甲制、兵制以及中国古代甲胄的发展史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     

"维制"与宋初政治格局

宋初惩唐末、五代之弊,以维制思想立一代兵制和官制,从而在政治制度上为宋初构筑了维制的政治格局,重建国家和社会的秩序,促进官僚体系的发展,加强对国家和社会的控制,并给边疆形势和政治带来了深远的影响。     

清驻藏兵制考

清朝驻防西藏官兵的制度是清朝对西藏地方主权的标志之一,对于维护清朝驻藏大臣、达赖喇嘛为首的西藏地方政府的权力,以及西藏社会的安定、保卫边防等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     

明代贵州都司建置研究

军管型政区是一种特殊的地方行政区划类型,不是明代专有的现象,但历代类似性质的政区皆不如明代都司卫所制度之完善、严密及分布之广泛。卫所制度是在总结以前历代边疆行政管理制度与兵制的基础上产生的,是军事制度与地方行政管理制度在地理上相结合的产物。贵州都司既是一军事地理单元,又是一地方行政管理机构,对其卫所的分析是研究明代贵州的基础。     

明代福建行都司的设置与裁撤缘由探析

明代都司掌一方军政,在福建有福建都司和行都司并存,行都司又于万历年间被裁撤,二者皆属特例,关于其原因,目前尚未有细致的分析。行政建置与地理形势有着密切联系,明初设置福建行都司的基础和原因正是在于福建以福州、建州为中心的山、海并立特殊地理格局。同时,《敬和堂集》等材料表明,由于明代兵制的变革,巡抚、总兵、兵备道等机构逐步侵夺行都司最重要的军事职能,加之明末福建地方财政困难,致使行都司遭到裁撤。福建行都司的设置与裁撤是明代政区建置与地理形势、制度变革间互动的重要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