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的教育思想

张之洞以朝廷重臣和学界巨擘的双重身份活跃在晚清的政治舞台将近40余年。张之洞的一生,跟教育结下了不解之缘,他对中国近代教育的影响极其深远,其教育思想主要体现在兴学育才、中体西用和留学教育三个方面。     

教育、文化与福利:从庙产兴学到兴老

19世纪末以来,中国城乡大小庙宇处在了时代的风口浪尖,其中供奉的神像成为"迷信"的代名词与具象。因应教育的名、革命的义、经济的力,庙宇整体性地在20世纪经历了向学堂、学校的转型后,又发生了向传统、遗产的转型,进而成为发展地方经济以及建设精神文明的文化资本,及至不少没有了师生的村小学校舍向庙宇回归,供上了神灵。由此,庙宇成为了现代中国变迁、沿革的记忆场。在此轮回中,当下乡野庙宇也部分发生了从祭神到娱人,尤其是"兴老"的新转型,从而在一定意义上回归传统庙会的福利内蕴与价值理性。     

清末至抗战前忻县兴学育才纪略

清末,在内忧外患双重压力之下,清政府被迫施行新政。有学者认为,清末新政并未能挽救晚清于垂暮,其提倡新学,却为推翻清政府提供了人才准备。也有学者认为,清末新学间接影响了民国及至抗战时期的初级教育格局。历史在不同人眼中以不同形式存在,让我们从对山西忻县兴学育才历程的回顾中,对清末新学的发生、发展及其历史作用作深入了解。     

一九二九年宿迁小刀会暴动与极乐庵庙产纠纷案

1929年2月13日,宿迁县小刀会突然"暴动",砸毁国民党党部和学校,绑走党员和教职员,持续三日之久。这次"暴动"与同年3、4月发生的另两起刀会"暴动"被描绘为旨在反对南京国民政府所推行的社会政治改革。与事件无关的极乐庵之所以成为主角,与宿迁国民党党部"庙产兴学"的政治意图不无关系。小刀会事件引发的极乐庵庙产纠纷案,是地方社会对南京国民政府推行"庙产兴学"、"反迷信运动"的因应。     

胡适背后的“兴学功臣”杨亮功

1928年4月到1930年5月,胡适蛰居上海,出任中国公学校长。这本是一个意外受命,全因之前中国公学风潮不断,校长何鲁辞职．王云五、朱经农等一帮老友怂恿胡适接掌,但没想到胡适接掌后竞在此开辟出一片新境地．创造了中国公学历史上仅有的“黄金时代”。而这一切,都离不开副校长杨亮功的默默付出。     

日本政府的庚款补给中国留日学生政策研究

为缓和留日学生与日本政府之间的矛盾,以培养留日学生的"中日亲善"感情,日本政府顺应国际上列强退还庚款以资助中外文化教育交流的趋势,于1923年3月在第46届国会上通过了《对华文化事业特别会计法案》,并以此为基础,经与中方协商建立了一般补给生制度,正式开启了庚款补给中国留日学生工作。此后,日本政府为垄断庚款补给中国留日学生的大权,独自推出了特选留学生制度和选拔留学生制度,并在九一八事变后将一般补给生制度置于可有可无的地位。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由于中国停付庚款和对华文化事业经费的扩张,日本政府的庚款补给中国留日学生政策也是几经变化,并随着日本的战败投降而彻底终结。     

浅析清末中美“庚款兴学”活动

清政府于1901年与11个帝国主义国家签订《辛丑条约》,赔偿战争损失4．5亿两自银,即“庚子赔款”。后在中国努力下,美国从对华利益考虑,决定退还部分庚款,并以此作为中国向美国派遣留学生的经费,此项活动对中美两国产生深远影响,因而要客观看待“庚款兴学”。     

庙产兴学事件中的河南寺观——以《获嘉县志》和《汲县采访卷》为中心

发端于清末民初的庙产兴学事件对河南佛教和道教的影响很少引起后世关注。通过对庙产兴学事件的分析,对河南地方精英态度的明确以及对河南地方志文献的梳理就会发现,这一事件在河南执行得彻底而坚决,并使河南佛、道二教遭到了毁灭性打击。在传统社会渐趋瓦解的同时,佛教、道教等传统思想资源等同迷信,也遭到了质疑,而其教训也值得思考。     

清末僧教育会与寺院兴学的兴起

20世纪初年,面对来自官绅双方的提拨庙产兴学运动之强大压力,在先后谋求藉信徒之力消极抵制和借助外来势力的庇护均告失败之后,佛界一部分寺僧开始自办学堂和组织教育团体来推进佛教教育.与此同时,为了避免来华日本佛界寺僧所带来的外交纠纷,作为官方的晚清学部于1906年颁布了教育会章程规范僧教育团体,从而建立起了僧界之间以及僧界、士绅阶层与官方之间的联络机制.虽然僧教育会当时影响不大,但它促进了近代佛教教育团体与佛教教育的发展,为民国以后的佛教复兴奠定了一定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