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法公约与民初北京政府的参战之路

一战是中国较全面参与战争法公约后面临的首场重大国际战争,战争法公约也是民初北京政府因应一战时局的重要工具。在民初中国与战争法公约关系发展进程中,北京政府逐步朝参战之路迈进。一战爆发前,北京政府决定补签一些战争法公约,借此平等融入国际社会和维护国家利权,这构成了其走向参战的重要背景。宣告完全中立之初,北京政府指望通过积极履行战时中立公约来避免战祸和维护利权,但强权挑战的危机为其转向参战埋下了伏笔。日本对华提出"二十一条"要求后上述希望彻底落空,北京政府转而趋向参战,试图借此参与战后和会。它一方面同作战规则方面的战争法公约积极接轨,另一方面通过暗中违背中立公约而朝参战迈出实质性步伐。最后,北京政府利用德国无限制潜艇战的契机,援用战争法公约正式宣战。北京政府走向参战不失其必然性和主动因应之特征,亦不乏文明和正义的色彩,而其参战政策的推进也影响到中国与战争法公约关系本身的发展。     

再谈文化遗产保护的真实性问题

<正>真实性是当代文化遗产保护中一个富有挑战性的话题。它源于温克尔曼(Johann Joachim Winckelmann,1717—1768)等人对古典艺术品价值的认识。在欧洲基于艺术品和纪念物的遗产保护语境中,真实性的对象和内涵都是清晰的。1964年的《威尼斯宪章》反映了同样的修复原则,强调了对古代遗存物质真实性的保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一系列的文化遗产抢救工程和1972年的《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     

英国中古前期的税收习惯

税收习惯是英国中世纪赋税征收的法律和制度依据。随着社会的变迁和历史的进步,税收习惯在常轨运行的基础上,通过调适、排异、变通、成文等方式获得承续与更新,排除了易于形成习惯的异质行为,废弃了淡出社会需求的旧习惯,吸纳了适应社会变迁的新习惯,由此形成了富于特色的税收习惯体系。税收习惯不仅在征税活动本身,在日常用语交流、政府文件制定、政治经济关系运行中都曾有活跃的表现,并得到了社会各团体各阶层的普遍认同和遵循。税收习惯具有鲜明的法律和制度效能,通过这种效能干预国家和社会管理,维持财政收支格局,显示了强大的控制力量。     

在遗产申报中发现“经典”

<正>"世界遗产"是人类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事业的辉煌结晶,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项目无论是其内涵还是保护水平都代表着人类文明的"经典"。为此,世界遗产申报的过程其实就是一个发现"经典"的过程。在田野中寻找"经典"世界遗产(这里不包括"世界记忆工程"项目)作为人类或大自然在长期发展中所形成的杰作,它不是存在于书     

世界遗产申报与评定

《世界遗产公约》于1972年形成,1975年在拥有20个缔约国后开始生效,发展至今已有190个缔约国。41年来对于世界遗产的认知是一个逐渐深入和变化的过程。     

与世界遗产的国际前沿话题同步

<正>对《世界遗产公约》的执行光荣地走过了42年的历程,关于世界遗产的法律政策、操作规则和价值体系等内容已然非常庞大与复杂。作为处于"中年期"的世界遗产事务,当下要考虑的就不只是从a、b、c开始的基本概念,而是关乎整体性和未来方向的诸多大视野的问题。关于世界遗产的国际前沿话题,相关国际组织、遗产保护机构等各方面,尤其是学术界,近年探讨热烈,亦成果丰硕。把握个中要旨,并在价值选择和前瞻性上与其同步,对缔约国在法律政策的制定及保护系统的形成十分必要,也能为各地方的世界遗产保护提供一些启示和帮助。     

中国世界遗产保护与发展模式探讨

<正>中国的世界遗产保护体系,涉及很多保护地类型,也涉及很多法律法规,这是履行《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的必要基础。比如风景名胜区依托《风景名胜区条例》,文保单位依托《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自然保护区依托《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历史文化名城和古典园林依托《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等等。     

中国湿地管理应建立长效保护机制

两次湿地调查情况 我国从1992年加入《关于特别是作为水禽栖息地的国际重要湿地公约》（简称《湿地公约》）后,先后做过两次湿地调查. 第一次调查从1995年开始到2003年结束,并于当年对外正式发布了调查数据：全国湿地总面积是3848万公顷,其中自然湿地面积为3620万公顷.到2009年,我们开始进行第二次湿地资源调查,这次调查一共持续5年时间,到2013年结束,调查数据为：全国湿地总面积5360.26万公顷,占国土面积的比率（即湿地率）为5.58％,其中自然湿地面积4667.47万公顷,占全国湿地总面积的87.08％.     

制定工业遗产评价导则的必要性

<正>2014年5月29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国文物学会工业遗产委员会成立大会上,中国文物学会工业遗产委员会、中国建筑学会工业建筑遗产学术委员会、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委员会工业遗产学部联名发表了《中国工业遗产价值评价导则》(试行),《导则》结合国际宪章《下塔吉尔宪章》、英国的工业遗产选定基准、国内的相关研究,并调研了部分工业遗产普查机构,对选定标准进行研究总结,供相关研究者参考。为何要研究制定工业遗产价值评价导则?如何进一步     

从国际主义到全球化——试论《威尼斯宪章》和“世界遗产”概念的衍变

遗产保护准则于20世纪后半叶的发展是国际文化遗产保护运动的一个重要里程碑。这些准则或以宪章、建议、宣言、议案等等不同形式呈现,大都由诸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COMOS）等国际机构发起撰写以及采用。其目的就是试图在保护全人类的文化财产这一大议题上,寻求具有规范性和共通性的答案。在当时以西方欧洲列强国家为主的战后重建与和平反思的背景下,这股文化遗产保护热潮是国际主义思想的直接体现。本文希望通过回顾《威尼斯宪章》和“世界遗产”观念产生的这段特殊历史时期来更客观地看待其所蕴含的意义,并由此反思过去的数十年,在因社会和经济结构变迁,从民族主义、国际主义到全球化的现今,如何解读《威尼斯宪章》和《世界遗产公约》的当代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