沧桑变化说稿费

我国的稿费制,半个世纪以来,白衣苍狗,变化可真不小,让我们把日历翻回到半个世纪前的1949年。当时新中国刚刚成立,各种报纸、杂志相继创刊,这就牵     

邵阳市公安局双清区分局

邵阳市双清区公安分局现有在编民警317人，下设13个派出所，13个股、队、室，肩负全区26万多人的治安管理重任。2004年以来，该局在新一届党委的带领下，以“立警为公，执法为民”为指导思想，按照“抓班子，带队伍，促工作，保平安”的工作思路，以维护社会稳定、服务经济建设为中心，始终坚持两手抓，两手硬，各项公安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     

曹魏侍中与三省制

汉魏时期的侍中是皇帝的近幸之臣,其设置、地位、权限几经变化,最终演化成门下省的长官,成为实际执掌国家枢机的"宰相"。曹魏时期是侍中职权转变的关键阶段,特别是它以特殊的方式介入尚书、中书的权力范围,这是非常值得注意的历史现象。本文根据曹魏侍中的设置特点和权力变化,考察其与尚书、中书的密切关系,着重突出曹魏侍中在当时权力格局中的特殊地位。     

日本宫内厅书陵部藏宋本《景文宋公集》的文献价值——兼论佚存本与书陵部藏本的差异

日本宫内厅书陵部藏《景文宋公集》残帙为南宋刻本,现存十八卷,避宋讳,版心间记刻工姓名。与聚珍本《景文集》相比,宋本不仅保存了宋代文体分类方式、组诗完整性、单首诗独立性、诗文承接性,亦可纠正误字、补充脱文、提供异文。从宋本新辑得六诗一文,是宋祁创作的重要诗文。林衡所刻佚存本虽是对宋本的重刻,但因为现存卷数多、不刻残篇残句、漏刻、异文等原因,并不能等同于宋本。     

商代制骨实验研究——兼论大辛庄遗址制骨工艺

古代制骨工艺研究是理解骨器产品生产、流通与消费的基础,制骨实验可为制骨工艺研究提供最为直接的证据和比较材料。本研究采用实验的方法对石刀、蚌刀（镰）、铜刀、铜刀锯、铜锯等工具截取、加工骨料的痕迹进行区分,并对各种工具的截取、加工骨料的效率进行对比,以期为考古遗址中的制骨工艺研究提供直接的对比材料。以此为基础,将济南大辛庄商代遗址中出土的骨料与骨器与实验结果进行对比。结果表明,不同工具作用于骨骼后留下的痕迹存在明显区别,各类加工工具中铜锯的加工效率明显高于其他工具;种种迹象表明,大辛庄遗址骨器加工的工具应为青铜工具,加工痕迹与铜刀锯最为接近,这与殷墟铁三路制骨作坊所用工具和工艺存在明显区别。     

稿约启事

本刊以古籍整理研究、古文献学为主,亦欢迎有关中国古代文化、文学、史学、哲学、考古学、语言学和科学技术史等领域的原创学术论文。本刊专栏设置:文献研究、文献考辨、出土文献、域外汉籍、古籍版本、目录研究、校点商榷、古籍辑佚、古注辨正、语言文字、文学与文化、历史与文化、人物研究、学术综述等。衷心欢迎国内外专家学者和博士研究生赐稿!我刊实行匿名审稿制,请在来稿中另纸注明作者姓名、生年、供职单位、职称职务、研究方向和通讯方式(电话、电子信箱)。来稿若被采用,会在收到稿件的三个月内通知作者,否则可视为退稿。来稿一律不退,请作者自留底稿。     

关于《唐大诏令集》的史源问题

《唐大诏令集》是研究唐代王言最重要的史料。究其史源,包括唐宋时人所编的各类制集、个人文集及唐代各种文献,都可以纳入考虑。此前有观点强调《唐大诏令集》来自实录,这是值得商榷的。作为王言文献的合集,《唐大诏令集》与实录体史书,存在体制性的差异,实录体史书更无法容纳体量庞大的王言。实录作为一种编年体史书,征引王言史料是必要的,与其他史料的使用是一致的。宋绶的时代,唐代王言史料存在相对丰富,坚持大诏令来源于特定史籍的观点,不仅难以成立,甚至有本末倒置之嫌。     

晋制与君统——魏晋南北朝陵墓制度的流变

晋制和君统,是魏晋南北朝陵墓发展脉络中最鲜明的两个特性,也是理解魏晋南北朝陵墓制度两个有效的切入点。尽管晋制在概念层面上存在不完善之处,但仍可用于指代包括帝王陵墓在内墓葬俭省和约束的特征,进而展示西晋墓葬和曹魏、东晋墓葬的关联性。十六国、北朝和南朝的陵墓,则在陵区选址、陵墓石刻、墓葬形制与壁画等诸多方面彰显了皇权的伸张,显示出君统对陵墓制度的深刻影响。     

留美时期林同济的中国东北史研究

以战国策派闻名的林同济,在九一八事变前后撰写了有关东北问题的硕士论文和博士论文。他认为,文明与地缘对应两个层次的“天下”,一个是等于中原汉地的“天下本部”,一个则囊括了作为“天下边陲”的夷狄之地,两种“天下”的张力推动了中国历史的进程。东北是中原与北狄和东夷三角关系的交汇处,中原开拓北疆的主导原则就是联合“汉化”程度更高的东夷对抗北狄,即“以夷制狄”。清朝沿用中原与东夷合作的策略,确立了满、汉、蒙、回、藏的基本统治格局。林同济自觉身处“新战国时代”,广泛征引海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秉持“汉化论”的同时超越长城视野,充分肯定边疆民族和清朝在奠定现代中国版图中的贡献,同时又规避了一些研究者过分突出边疆特性的偏差,有助于理解今日中国的形成及其与世界的关系。     

王国维抄校《录鬼簿》考

1908至1910年,王国维曾先后抄录、批校过三种版本的《录鬼簿》,所涉底本有明抄本、清尤贞起钞本和清《楝亭十二种》刻本。而自上世纪四十年代以后,由于前两种抄本在大陆已不可获见,故关于王国维抄校《录鬼簿》及《录鬼簿》版本相关的研究均未能细论其详。本文结合前人对王国维校勘《楝亭十二种》本《录鬼簿》的研究成果,另将台湾傅斯年图书馆所藏的明抄本、尤抄本及国家图书馆藏影抄尤本、日本东洋文库藏王国维据明抄本所作的过录本四种纳入综合考察,在对王国维抄校《录鬼簿》的始末进行细致梳理过程中,发现王氏起初措意于抄校的目的乃是为其正在编纂的戏曲著作《曲录》作参考。但王氏在得到影抄尤本后虽收齐了三种版本《录鬼簿》,却最终放弃当初的刊刻打算,乃是因为刘世珩主持的《暖红室汇刻传奇》计划中早已纳入《录鬼簿》。藉此不仅可明晰王国维早年戏曲研究脉路,而且对《录鬼簿》的版本研究亦可提供新的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