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政府对中华革命党的侦缉与策反

二次革命后,孙中山等人流亡海外组建中华革命党,举起革命低潮下的讨袁旗帜。以革命的对手方为着眼点,此时袁世凯政府采取的侦缉与策反的政治策略,是孙中山实现革命理想的障碍之一。袁世凯政府针对孙中山及中华革命党的相关行动呈现着武力镇压、刑事侦缉、策反与招抚等阶段性特点,反映出彼时国内外政治波谲云诡的剧变,以及袁世凯政府与中华革命党之间因时因势而变的政治较量。这对重新认识孙中山等党人的革命活动和中华革命党的真实面相具有重要意义。     

北洋政府外交部等为交涉处理五卅惨案来往函电

1925年5月30日,上海公共租界发生捕房枪击华人事件,酿成五卅惨案,由北在全国范围内激起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三罢"风潮.本组史料反映了惨案发生后北洋政府在各界压力下派员与上海领事团、租界工部局、北京使团等交涉处理此案的经过情形.     

“八百壮士”后来的悲壮

60年前,日本在上海发动“八·一三”事变,中国军队五二四团谢晋元团长率领“八百壮士”,孤守苏州河畔“四行”仓库,血战四昼夜,击退敌人数十次进攻,成功地掩护了数十万大军撤退的事迹,传遍了海内外,被誉为“盖世的英雄”。“八百壮士”后来的命运怎样?他们又有哪些曲折悲壮的经历?本文系由谭特立同志在多次采访“八百壮士”中的一位幸存者,湖南省攸县渌田镇陈岂凡老人之后整理而成。陈岂凡老人在淞沪抗战时,是谢晋元所部一营三连三排的少尉排长。现以其口述的亲身经历,首次披露了“八百壮士”撤出战场后,继续与日寇作斗争的鲜为人知的史实。     

上海霍乱

1937年11月14日,因为淞沪会战,大量中国难民涌入上海公共租界以寻求保护,这让租界巡捕忙于应付。战火破坏了华界的基础设施,从而加剧了1938年霍乱的流行。     

租界时期鼓浪屿华侨华人社团组织与华人参政格局的形成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厦门被逼开放为“五口通商”口岸之一．两方列强蜂拥而至,竞相争夺鼓浪屿为租地。他们在鼓浪屿设立领事馆。并于1903年5月把鼓浪屿变为“公共租界”。从此时开始至1945年中国政府收回鼓浪屿,整整42年,鼓浪屿都处在工部局为代表的西方列强的统治之下,形成了鼓浪屿特有的租界政治、经济与文化教育。这一期间,鼓浪屿的华侨华人社刚组织,议政参政,对提高华人在租界中的地位,争得并维护华人应有的权益,起了一定的作用。     

国际性、地方性与利益共同体——以上海公共租界华人代表权问题为线索

对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凸显的上海公共租界的华人代表权问题,出于调整对华政策的考虑,英国表示支持,并且形成了以本地化和渐进化为原则的解决思路。但是,在落实过程中却引发了不同方面、不同层次的矛盾和竞争。为维护既得利益和地位,上海公共租界当局以保持自治地位为由,将排除来自租界以外的政治势力作为首要关切;为遏制日本在上海公共租界势力的增长,美国支持华人代表权;日本亦积极支持华人代表权,其动因是希望改变英、美籍董事在工部局中的绝对多数地位;意大利等国则趁机提出工部局多元化和国际化的诉求,谋求借此提升自身的地位。这些矛盾和竞争及其解决之道反映出上海公共租界既具有高度国际性,又具有地方性,而将二者统一起来的则是依托上海城市的繁荣所形成的利益共同体。     

近代上海公共租界的噪音治理

作为中西交汇的国际大都市,近代上海的城市治理始终交织着华洋关系,噪音治理即为典型,并以人口密集、工商业繁盛的公共租界最为显著。上海公共租界噪音治理起步伊始,就参照了欧洲的城市治理模式,但也面临本土化的困境。租界内华洋居民因文化传统不同,对噪音的认知也不同。随着时间的推移,外侨对华人的行为逐渐有了一定程度的理解,而华人对城市噪音的认知也逐渐由不解演变为理解,并深化为对都市文明的探讨,主动参与治理。华洋双方认知的趋同,促进了噪音治理共识的形成。同时,华洋问题的背后也有利益博弈,1938年上海殡葬业噪音问题的处置,较充分地展现了租界当局、商人群体、城市居民三方各自的诉求。最终,经权衡利弊、谨慎处理,在兼顾各方权益的基础上取得了共识,有效地推动了城市治理的进展。     

民国初年上海滩剪辫趣闻

华界剪辫剪辫子运动,是上海军政府贴了布告的。布告云:"自汉(汉口)起义,各省响应。凡我同胞,一律剪辫;除去胡尾,重振汉室。"     

金绍城生平述略

如今知道金绍城这个名字的人恐怕并不多,只是在近年的艺术品拍卖市场中,因屡有金绍城的作品出现,且价格又一路看涨,这才引起了一些收藏家们的注意。2004年11月20日,北京瀚海拍卖会上,他的一幅《江南春》最终以99万元人民币成交,而在2005年11月7日的一     

事记

1909年10月2日京张铁路举行了盛大的通车典礼。京张铁路是中国人自己勘测,自己设计、自己施工修建的。主持这项工程的是我国杰出的工程师詹天佑。经过4年的努力,京张铁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