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时期的中苏谈判

<正>中国西北、东北地区与苏联接壤,边界线长达7600公里。两国存在边界问题历史久远,但中苏友好时期边境上一直是安宁的。随着中苏两党两国关系日益紧张,从20世纪60年代初起,中苏边界纠纷不断。为了缓和边境紧张局势和解决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从1964年2月开始,中苏两国进行了边界谈判。这场谈判谈了断,断了谈,断断续续,先后历经40年,     

从供给制到职务等级工资制——新中国建立前后党政人员收入分配制度的演变

中共党政干部收入分配制度在新中国建立前后,有过重大变化,即从带有平均主义色彩的供给制,改成了等级森严、差距较大的职务等级工资制。这种改变与中共传统有所背离,也不符合马克思的有关主张。毛泽东自始即不满意这样一种带有很强等级制色彩的分配制度,也曾再三试图有所修正,结果却和他未能阻止这一制度的形成一样,即使经过"文革",也没有能够改变这种情况。     

浅谈如何用市场思维激发社会组织活力与促进社会组织发展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在《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高屋建瓴地提出了中国梦的真正内容和全新理念,即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新战略,启动了新一轮的思想解放运动。国家治理现代化不仅使中国改革具有了新的意义,而且赋予社会治理创新全新的性质,构建了未来中国式社会治理的新体系。全会提出激发社会组织活力,正确处理政府和社会关系,加快实施政社分开,推进社会组织明确权责、依法自治、发挥作用。适合由社会组织提供的公共服务和解决的事     

1928 年浙江省党政纠纷的缘起与收场

正自国民党1924年效法俄共组织模式改组到1949年丢失大陆政权,国民党的地方党政关系经历了一个较大的变化过程。总的说来,1924年至1927年,即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在地方层级,国民党的地位要高于同级政府,至少不分伯仲。但令人匪夷所思的是,1927年以后,国民党地方党部的影响大为下降,不仅不能与之抗衡,反而成为同级政府的附庸。1928年,浙江发生的这次党政纠纷,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嘴瘾”就是话语权

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在做十一届常委会工作报告的时候,特别强调政协工作是第一线的工作。委员都是服务于党和国家全局工作的第一线,也是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政治协商制的第一线,负有重大的政治责任。但是它毕竟跟党政工作的方式和节奏有所区别。有许多政协委员觉得政协工作不太过瘾,觉得现在不太得力。尤其跟党政工作那样直接拍板,责成职能部门直接贯彻的状况有很大的反差。     

当我死了吧

"喂喂,问你点儿事儿。""哦。""没听出我是准?"怎么会听不出。她的语气好像刚跟我吃了饭分开没5分钟那么亲热。事实上我们上次说话是在3年前,她也说问我点儿事儿。儿话音重,是在故意显得热络。     

文革前上海党政关系的争论

这场党政关系争论的时间是1958年到1962年,争论的内容是如何贯彻党中央关于“一元化、党政不分”的通知。争论的一方,是时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以后又任上海市市长的柯庆施;另一方是时任市委书记处书记、常务副市长曹荻秋以及几位党员副市长。受到这场争论影响的有市区两级     

共产国际对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推动

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实现是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关键,国共两党政策的转变是第二次国共合作形成的重要原因,但共产国际在其中也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它的政策转变对中国共产党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中国国民党党团制度初探(1924-1949)

在中国政党制度史中,党团制度是个新生事物,发轫于20世纪20年代与俄共的政治交往。虽然党团这一组织形式最先被中共运用于领导工人运动的实践,但是关于党团的正式规定却首先出现在中国国民党党章中。中国国民党党团制度是怎样产生的,主要内容是什么,经历了什么样的制度变迁以及制度作用如何,将是这篇文章探讨的主题。     

政法委的历史与演变

现行党委政法委员会(以下简称"政法委")是公、检、法三家的"党内领导机构",它已经存在了半个多世纪,现在应当将它放到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大背景下重新检视,以寻求新的历史定位。一、政法委的历史沿革1.政法委的历史渊源政法委制度的源头,是1946年6月,中共中央书记处批准,在"边区宪法研究会"的基础上成立"中央法律问题研究委员会",这是一个"智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