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述伊斯兰教东传

本文分析了伊斯兰教在我国的传播。传播时间集中于10世纪末至11世纪上半叶,采取了武力传播和和平布道两种方式,其中以武力传播为主。其传播主要归因于喀喇汗王朝的统治,特别是东喀喇汗王朝的统治。     

普高教育的现实超越

正基础教育特别是普高教育,一直面临着两难的选择。理想与现实、应然与实然之间充满着矛盾。面对现实功利和大众需求,普高人的心究竟应往哪里安放?面对众说纷纭和太多指责,普高人的路究竟应往哪里开拓?面对减负规定和相互竞争,普高人的劲究竟应往哪里发力?对于这些问题,我们必须用实践作出理性回答。也只有这样,方能实现普高教育的现实超越。面对现实功利和大众需求,普高人的心究竟应往哪里安放?     

国家与地方互动视野下的赣东新族学（1934—1936）

20世纪30年代中叶,面对地方财政困顿而重振教育刻不容缓的局面,江西省第八行政区督察专员张笃伦在赣东掀起族产兴学运动。与相对自主的旧族学相比,新族学深受国家意志的制约,面向社会办学和贯彻国民教育,借此为国民政府在原苏区的文化宣教服务,具有鲜明的政治倾向。新族学沿袭传统宗族设教体制,看似简便易行且经济实用,实则面临诸多挑战,导致多数族校在具体实施中流于形式。在国家与地方互动视野下检讨赣东新族学,可以发现族产兴学对社会资源的整合力度有限,现代国家力量冀望植入传统社会组织进而形塑地方的努力也收效甚微。     

甘肃先周文化与华夏文明精神

周人起源于今陕西武功县一带,在翦商之前曾有一段迁居甘肃陇东地区的生活经历。居陇时期的周人在首领不窋、公刘等的带领下光大部族,为日后取代商王朝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甘肃陇东地区所孕育的先周文化以农耕为基础,以礼乐为核心。随着西周正式建国,周制天下,农耕文化传统与礼乐文化精神相辅相成,共同塑造了华夏文明的精神内涵。     

沂蒙山世界地质公园研学旅行发展探究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研学旅行可以让学生在社会和大自然的天然课堂中丰富学习体验,培养社会责任感、探索精神和实践能力,是全面提升学生核心素养的有效途径。研学旅行是“旅游+教育”深度融合的新发展业态,不仅为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新动能,也为教育产业创新了发展路径,具有庞大的市场空间和潜力。基于此,笔者将对研学旅行的相关概念进行分析,对沂蒙山世界地质公园研学旅行资源禀赋及当前发展现状进行研判,并提出有针对性的发展建议,从而推动公园研学旅行健康可持续发展。     

大师工作室背景下研学旅行人才培养模式研究——以重庆旅游职业学院旅游管理专业为例

研学旅行作为一种集教育功能、旅游功能于一体的教育旅游活动,对于中小学生综合素养的培养和提升具有重要的意义。研学旅行人才作为相关从业人员,其组织能力、文化素养、知识结构、交际沟通都直接影响活动效果。重庆旅游职业学院探索民族传承创新中心作为研学旅行基地,以非遗传承人和大师工作室作为研学项目,采用实景研学旅行人才培养模式,取得了显著成效。     

陶瓷文化研学课程的研发——以景德镇中国陶瓷博物馆研学课程为例

陶瓷文化是当代博物馆研学活动中重要的文化教育资源。目前就如何围绕陶瓷文化这一主题进行研学课程研发、增强文化自信、促进爱国主义教育,已成为全国各地博物馆新的课题、新的挑战。为此,景德镇中国陶瓷博物馆进行了科学的研究和精心的设计,既构建了完备的研学课程体系,又充分发挥了博物馆教育职能作用,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为全国各地博物馆陶瓷文化研学教育活动的开展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大连岗上类型积石冢与欧亚草原石板墓文化关系研究——兼谈萨满教在文化传播中的作用

通过研究夏家店上层文化与大连岗上类型积石冢和欧亚草原石板墓文化的关系,证明了岗上类型积石冢产生的变化应与石板墓文化向东南的输出有关。在相距如此之远的两种文化之间产生的交流与影响,萨满教文化在其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文化遗产与文化遗产学学科建设

中国有五千年不曾间断的文明,文化遗产资源丰富、生生不息。历史上,中国传统艺术体系包括宫廷文人艺术与民族民间艺术;近现代受西方文化遗产保护观念和学科发展的影响,学术研究的自觉被激发;21世纪以来,快速城镇化引发文化遗产保护与发展的学术思考,学科建设提上日程。我们应立足国际视野,在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框架下,建设文化遗产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推动文化遗产事业的可持续发展。     

“后犹太复国主义修正派”与以色列民族国家叙事的新趋向

21世纪以来,一批在犹太复国主义与后犹太复国主义辩论中成长起来的以色列知识分子,围绕流散地历史与犹太教、犹太复国主义、移民运动、工党时期的集体主义观念、以色列国家性质与未来走向、巴以冲突及以色列国家合法性等话题,重新审视民族国家的发展历史,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一种以“修正”为核心的新史学话语,反映了当下期望与失望并存的以色列社会既要拥抱传统又必须面向未来的时代特征,这些知识分子被称为“后犹太复国主义修正派”。他们的出现,象征着以色列史学发展的时代转向与史学方法的调试更新,也代表了以色列民族国家叙事的新趋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