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先周文化与华夏文明精神

周人起源于今陕西武功县一带,在翦商之前曾有一段迁居甘肃陇东地区的生活经历。居陇时期的周人在首领不窋、公刘等的带领下光大部族,为日后取代商王朝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甘肃陇东地区所孕育的先周文化以农耕为基础,以礼乐为核心。随着西周正式建国,周制天下,农耕文化传统与礼乐文化精神相辅相成,共同塑造了华夏文明的精神内涵。     

19世纪中叶“儒枭”集团的崛起与地方权力角逐——以浙江乐清的瞿振汉起义为例

19世纪初以来,银贵钱贱的现象对中国社会造成了巨大影响,各阶层收入减少,政府亏空严重。至太平天国运动兴起后,为克服日益严重的财政危机,清廷大规模出卖科举功名。浙江省温州府乐清县由此出现了一个数量庞大的异途出身的生员群体。这个被指斥为“儒枭”的群体挑战了正途出身的地域政治集团,对正途士绅掌控的地方政治权力和文化权力构成了现实的威胁。瞿振汉起义实为两个地域政治集团之间的仇恨不断加深的结果。     

民国北京自杀救助中"先警后医"现象的逻辑考察

北京市档案馆藏民国档案显示,自杀发生后,存在大量知情人首选报告警察,然后由警协同将自杀者送往医院进行急救的"先警后医"现象.医院与基层警察网络分布上空间距离差异,以及官、私医院在救治中公益与盈利的差别,是市民急救时在时间与经济成本方面的基本考量因素,而送医者家庭经济状况与急救的经济成本则是决策时的关键变量.北京现代警政制度的建立,警政职能的市政化,公立医院的设立,不但为市民应急求助提供了制度支撑,也为大量家庭及经济困难者挽救自杀者的生命提供了保障.这一历史现象表明,在自杀发生过程中及时急救,制止自杀死亡结果的出现,降低自杀率,建立以警方、医院为核心多方联动的自杀干预与救助体系是非常重要的.     

新见元代徽州儒户帖文及其相关问题研究

文章通过对徽州家谱所收《休宁县儒学教谕刘文新袭儒户帖文》的解读,首先以具体例证明确了元代儒户承袭的一般程序,同时对至元二十七年儒户抄籍的法律效力也加以了确认。其次,确定了作为宋代以来学校执事官的斋谕,在元代亦得以延续,并可以在家族间承袭。正是由于斋谕在元代的准学官地位,帖文中刘文新方在时隔十一年申请确认其儒户身份并承袭斋谕。最后,通过进一步分析帖文的内容,确认家谱中对刘文新及其父刘福龙所任学官的记载,基本明确了明代嘉靖年间家谱纂修之际被美饰后的始迁祖刘福龙和刘文新的身份。     

李贲之乱与陈霸先定交州始末

交州李贲之乱是梁朝末年发生在岭南地区的重要事件,陈霸先平定此乱,因之崛起。但记载此事最详的《陈书·高祖纪》为了行文流畅,采取了模糊时间的记载方式,将相关事件发生的前后顺序打乱,作为弥补,又用了一个不恰当的时间单位作衔接,结果错上加错,让人生出诸多疑惑,干扰了后世研究者对此事的正确解读。本文结合相关史籍,尤其是参考了《大越史记全书》等越南汉喃文献的记载,对平交州事件的来龙去脉进行合理考释,厘清了较为精确的时间和过程。     

谈谈张难先的『怪』

《张难先文集》系张难先先生的长孙张铭玉先生及其夫人傅蟾珍伉俪根据家藏旧籍及手稿编成,经我删减、整理、校订,并获武昌辛亥革命研究中心资助,得以正式出版。这本文集是一位辛亥老人整理的人生记录,从中我们看到了他“少与恶社会斗,长与恶政府斗,拔剑揭竿,祸闯千百侥幸过”,一生坚持斗争的艰难步履,也读到了他“八十者能知七十之非,九十能知八十之非”,一生不断进步的心路历程。民国时代张难先与石瑛(蘅青)、严重(立三)被鄂人称为“三怪”。张难先自己认为,其实他们三人并非有什么怪癖,而是很“守常”之人,只是在那个社会里,这种不合时宜的作风常常见恶于世,得不到好结果。守常者被世俗之人视为太愚又太迂,可笑复可怜,当然为世所怪。在编这部文集的时候,张难先先生的那种淡泊名利、清正廉洁的品质,敢与恶邪抗争、敢与权势较劲的精神,深深地打动了我。     

龙门石窟奉先寺的红外成像监测与分析——基于MATLAB图像处理技术

龙门石窟奉先寺的安全长期受到风化及渗水等病害影响。针对奉先寺石造像阿难头部区域及卢舍那大佛南侧渗水区域,利用红外成像设备对该区域进行为期一年的实时监测,并借助MATLAB语言的图像处理技术对大量红外图像进行数据分析。结果发现佛像头部裂隙处存在温差引起的循环热应力,该温差主要由灌浆加固区域和岩体本体之间热传导性能差异导致,且晴天上午前后的温差应力变化最显著;归纳了监测期间降雨和渗水发生的时间规律,统计得出了不同区域渗水程度的差异。将红外成像和大数据分析结合应用于石窟预防性保护中,实现了对病害同时进行图像监测和统计评估,为其他石窟寺的监测与数据分析工作提供参考。     

明清时期永州的地方医者及其书写——以地方志为中心的考察

现存明清地方志中记载了很多医者的史料,通过对地方志等资料的考察,地方医者的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呈现。在明清时期的永州,儒医是地方医者的一个重要群体,他们或是为治疗自身和亲人的疾病而习医,或是因为屡试不中而习医业医,也有一些人是受范仲淹良医良相之论的影响而从医。由于明清时期医学文本的广泛流传和官方对医疗市场管理的疏失,通过师徒相授、家族传承和自学等方式都可获取医学知识、开展医疗活动。随着越来越多具有儒学背景的士人进入医者职业,医、儒之间的联系也日益加强。掌握文化权利的文人士大夫将一部分医者用自己的方式记入地方志,既表达了他们自身的伦理诉求也表现出他们对于医者道德的要求与期望;医者为提高自身地位,也会积极与地方文人士大夫接触,通过一些符合儒家伦理观念的行为塑造自身形象。医、儒双方的纠缠在儒家的强势地位下使得医学各方面出现明显的儒化倾向,进一步导致医者职业识别性减弱,医学的技术性被符合儒家伦理观念的其他特性所覆盖。     

日本泉屋博古馆所见先秦私文书——商青铜私文书的兴起

日本泉屋博古馆收藏并展示的我国早年流散到海外的部分先秦青铜器,是中国先秦文化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之一。商青铜私文书只是先秦私文书的一部分,并非是我国最早的私文书。“九五”期间国家重大科研课题“夏商周断代工程”的某些研究成果表明,商以前就已有文书记录产生,如再加以考古出土实物印证,夏就有可能是先秦私文书的起源时期,为此,笔者将商只作为中国青铜私文书的兴起阶段。     

也论徽商“贾而好儒”的特色——明清贾儒关系问题研究之反思

学术界对徽商"贾而好儒"特色的争论,缘于没有明确区分"好儒"与"崇儒"、群体特征与个体特征。"崇儒"是对"儒"的尊重、推崇,是明清各个社会群体的共同特征,既非徽商特色,也非其他地域商人群体特色;"好儒"是发自内心对"儒"的喜爱。将"好儒"视为徽商为经商做出的功利性选择,无法解释缘何其他商帮无"贾而好儒"特色。徽商"贾而好儒"是唐宋以来徽州兴起的好儒之风与明清时期重商之风结合的产物。在讨论明清时期贾儒关系问题时,必须明确界定和区分"好儒""崇儒"等概念;应跳出纯粹的商人视角或功利性视角,关注到地域商人群体的文化背景和个人行为动机的复杂性;既要注意历史必然性,也应重视历史偶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