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明汉藏艺术交融的视觉证据——西藏阿里三围地区的汉式龙凤艺术遗珍

本文首次对西藏传统阿里三围地区十余处遗存中现存的大量汉式龙凤纹样进行梳理和归纳,并对其渊源、背景、传播途径和本土化特征加以分析。元明时期的龙凤纹样主要分布在古格王国中心地区的寺院和石窟,拉达克和贡塘王国也有少量遗存。涉及的艺术种类主要为壁画、建筑彩绘、经书插图、泥塑、擦擦和丝织品,其造型和样式组合丰富,体现出本土化特征。作者通过文本和风格比较发现,这些龙凤纹样大都源于内地,主要通过朝贡赏赐等途径传入西藏和阿里,是元代统一西藏后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领域大规模频繁交往、交流和交融的视觉证据。     

"天高皇帝近":一个重要的中国思想史命题——雷戈《秦汉之际的政治思想与皇权主义》评介

雷戈所著《秦汉之际的政治思想与皇权主义》一书,认为从秦朝到汉初的思想史发展阶段是中国思想史上皇权主义意识形态的生成和确立时期,并将其概括为"后战国时代";采用独特的"历史-思想"研究法,从政治制度、官场规则和官吏的政治生活中,挖掘特定时期的政治思想共识,为政治思想史研究开辟了新的路径,并扩大了思想史的资料范围;认为秦汉时期生成的皇权主义秩序,把"天高皇帝远"的制度现实变为"天高皇帝近"的观念实存,实现了对人们思想的可控性,从此,思想成为皇权可以控制和规范的领域,达到了有效的思想专制。这是秦汉以降中国思想史发展的基本特征。该书在研究方法的创新和思想深度的开掘上,都做出了独到的贡献。     

宁夏下河沿窑考察

下河沿窑位于宁夏中卫市,是当地元明时期的民窑。2005年,作者与当地文物系统的两位先生一起考察了该窑址,采集了部分标本,本文就考察所得和对该窑的相关认识作了概述。     

评近年来关于知识分子研究的几本史著

学术界近年来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研究呈现三大特点：一,“体验中的理解”,利用研究主客体在血脉、情感上的亲密关系,勉力进入先辈生存的精神家园,以理解他们的所思所言所行;二,“建构中的阐释”,力求在某种独特、精致的理论建构中提出假设,表达观点完成叙述;三,“批判中的反思”,通过广义上的学术批判,对古往今来的士之论士、儒之论儒、知识分子之论知识分子的成果进行反思。此外知识分子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也值得引起关注。     

论商周之际铙钟随葬

作为商周之际青铜编列乐器的核心,编列小铙与编列甬钟一废一兴,虽有短暂重合,但总体趋势却是前后相继,甬钟替代了小铙。小铙的器主以殷商贵族及殷遗民为多,未发现姬姓周人使用编列小铙。周初姬姓贵族使用甬钟晚于非姬姓贵族。晚商编列小铙与最早的编列甬钟皆以三枚为列组基数,虽偶有增益,但仍不违三枚一组的基数原则。甬钟在编列方式上完全承袭了编列小铙的组合方式。从墓中的摆放位置来看,编列小铙与甬钟多被摆放在墓葬棺椁之间,且以墓主头脚两端最为多见。作为一种新器形,不排除甬钟在南方被发明的可能;但作为一种丧葬制度,编列甬钟则继承了殷商小铙编列制度。商周之际存在特磬、特镈或与特殊铜铃编列小铙、甬钟相配的情况,但没有较严格的成例。编列甬钟与其他乐器规制配列当在西周中期以后。     

宋金时期的屏风——以北方宋金墓资料为中心

<正>唐宋之际,家具的形态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形体由低矮而颀长,品种由单调而丰富。屏风作为室内布置不可或缺的部分,也与时代演变相契合。宋金墓葬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风貌,其中多有墓主人的家庭生活场面,展现了屏风的使用情况,结合其他资料,可以较全面地认识宋金时期的屏风。一、北方宋金墓中的屏风形象北方宋金墓葬中的屏风,除少数实物外,其他以绘画和雕刻的形式出现。现就笔者收集到的资料,以时代早晚罗列如下。(一)北宋哲宗元符二年(1099年)河南禹州     

我见青山多妩媚

赵孟頫是宋元之际的名画家,在其传世的山水画作品中,年代最早的一幅是手卷《幼舆丘壑》。画面上,浅山环绕,木林氤氲,溪流蜿蜒。河岸上,一位文人高士静坐在席子上,凝视着河水。     

明清之际粤东大埔县白堠村的民间信仰与社会变迁

根据陈春声、唐立宗、胡希张等学者的研究,明清之际的粤东北山区发生了显著的社会变迁,由动乱频繁的“盗窟”发展成为社会稳定的“邹鲁乡”。作为整体性的社会巨变,由于研究材料的缺乏,还有许多具体细节以及变迁机制有待于进一步深入探讨。本文根据实地调查所收集的民间文献和口述资料,结合官方文献和个人文集,具体探讨大埔白堠村的民间信仰在明清之际地方社会变迁的过程中,在地方士绅的倡导和支配下,以儒家伦理为指导,经历了一个怎样的变迁过程,从而形成后来被认为既具有地方传统文化特色、又符合国家礼仪制度和儒家伦理的客家民间信仰。     

经通於史而经非史——蒙文通经学研究述评

盐亭蒙文通先生，以经学与古史研究知名於时。其治经学也，以经世致用为归，承乃师廖季平之说而更进一步，别开新境。要而言之，约有三端。一曰上古中国文化，有海岱、河洛、江汉三方民族之异，周秦学术因之而判分。二曰两汉经学不同於周秦儒学，一为经生之学，一为儒士之业。三曰秦汉之际新儒家最为卓越，立新法，创新制，旨在民治、平等；贵贱贫富之悬绝，欲一举而夷平之，非孔、孟“从周”之见所能范围。然揆之以孔孟“为兆民”之意，则可谓一脉相承。文通表彰秦汉间新儒家，其意殆在斯乎。“论古之事，原以衡今”；“无事非究古义，亦无事非究将来”；“先哲之术，岂苟为涂泽耳目之具哉”：是谓文通经学研究之结穴。     

汉南越国与南海国之族群及历史关系考

近期因研究地方史与国史上的某些相关问题,发现秦汉之际南越国与南海国之间有密切关联的若干历史线索。同时还就南越国一些历史人物的族属问题进行研究。其中发现张荣芳教授、黄淼章先生所著《南越国史》中所指属于越族的历史人物,大多不符合历史事实。如该书第四节“南越国的民族政策”中,说赵氏政权“为南越国之长治久安,必须取得越人上层的谅解与合作。……在这种情况下,许多越人被收入南越政权。如吕嘉,号称‘越人之雄’,深为广大越人所看重,赵佗拜之为丞相,并以其弟为将军,吕氏家族中许多人都得以担任官职。……这对争取其他越族有着关键作用”。——显然,此处是指吕嘉为越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