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势力与地方行政区划的设置——以明代湖广黄安建县为例

明嘉靖四十二年(1563),割黄冈、麻城、黄陂三县之地设黄安县。新县设置是朝廷"量地置邑"的结果,黄安建县缘起地方盗匪难靖,其实质不外乎朝廷加强统治的举措。但黄安县的设置又与他邑有所不同,是由以地方士绅为中心的地方势力自下而上呈请设置。新县设置处于朝廷党派斗争的政治背景下,存在着一定的偶然性,但通过建县,呈现出的是地方士绅的利益诉求,士绅通过婚姻、师生等关系联结社交网络,在建县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甚至直接影响上层的决策,黄安建县,折射出地方势力对地方行政区划设置有着复杂的影响。     

北洋政府时期吉林省行政区划变迁述略

1912年至1928年为北洋政府统治时期。这一时期,地方行政区划实行的是省、道、县三级。本文试对北洋政府时期吉林省行政区划即道级政区和县级政区的变迁及其原因作一论述。     

阿拉伯文化熏染下的景德镇元代青花瓷装饰

景德镇元代青花瓷是中华文化与阿拉伯文化共同哺育下的时代宠儿,是古代丝绸之路上中国输往中亚、西亚、南亚、东南亚以及欧洲的全球性商品,在世界陶瓷史上地位显赫、影响深远。本文以传世或出土(出水)的文物资料和前人的研究成果为依据,通过对阿拉伯文化与景德镇元代青花瓷色彩、造型、纹饰和构图方式等装饰艺术间紧密关系的分析与研究,进一步论证了景德镇元代青花瓷是中、阿文化艺术融合发展的历史产物。     

元代湖广行省溪洞地理环境下的蛮夷官制

元朝在湖广行省的西部(今贵州省和广西壮族自治区的部分地区)设置15个特殊政区安抚司,通过安抚司对溪洞民族群落进行招抚,对归附的溪洞寨落进行民族群落与地域结合的整合,设置为民族群落地方基层组织"蛮夷官",允其继续统领溪洞民族群落,归属于15个安抚司统辖,形成安抚司——夷官管理体系。这是一种以地域与民族群落混合的管理模式,是元代创设的民族群落与地域结合的民族群落地方基层组织,元朝从而实现了对历代王朝未能深入的溪洞地区少数民族群落的控制和管理。     

元代科举制度研究状况的回顾与展望

关于元代科举制度的研究学界已有较多成果问世,成绩斐然,今综合考察相关成果,发现其多从元代科举制度的兴废原因、科举考试的内容及其特点、科举制度对士人等群体的社会影响及其对元杂剧等文学题材的影响。我们认为分区、分期及家族性的个案研究,对其影响从社会角度综合性考察,历史时期科举制度的比较研究等方面是未来元代科举制度研究的重点和方向所在。     

元刘天与墓志及相关问题探析

元《刘天与墓志》2009年采集于西安市长安区韦曲街办夏殿村之西,志主系蒙元时期著名的汉人世侯刘黑马家族后裔。该墓志内容丰富,尤其是涉及刘天与的仕宦经历及家族婚姻等内容为进一步研究"天成刘氏"家族史提供了新资料。     

元代徽州路的军功家族

文章利用《汪氏渊源录》和《回岭汪氏宗谱》以及相关元代文集为主要参考资料,研究了元代徽州路的军功家族群体,尤其是其中的典型个案———婺源回岭汪氏。作者认为婺源回岭汪元龙、汪元圭兄弟在宋元易代之际,因为归附蒙元及“保障乡里”之功走上致身荣显的仕宦之路,他们不仅自身建立了可观的权势,而且有效地将之世代传承,以与元朝统治相始终,最终使婺源回岭汪氏家族成为“朱紫满庭”的“新安巨室”。在元代的徽州,类似的军功家族分布广泛,人数众多,深具影响。他们的出现,与元代统治者重视“根脚”的政治铨选原则紧密相关,与那些在蒙元征服战争中出现的“汉军世家”具有相似的来源和特点。     

尉氏元代壁画墓札记

尉氏县张氏镇壁画墓在最近的报道中被断为宋代。本文结合相关考古资料,从墓葬形制、壁画布局、仿木结构、人物服饰、墓门题记等几个方面进行对比分析,将该墓订正为元代。又依据文献记载和图像资料,对该墓壁画中“曾参行孝”和“焦花女哭麦”两组孝子图加以考证。并进一步梳理了考古所见二十四孝图像,发现其组合形式在宋金时期比较稳定,而元明时期则逐渐转向多元。     

辽金元三代懿州治所考

本文根据文献与考古资料,认为辽越国公主槊古公主以从嫁户所建的头下城懿州即今辽宁阜新塔营子古城.改为行政州以后,懿州下辖宁昌、顺安两县,顺安就是塔营子古城,宁昌即塔营子北10公里的平安地古城.辽代末年,将懿州州治从顺安迁到了宁昌.金皇统三年(1143年)又将宁昌省入顺安,州治也迁回了顺安,此后至元代,没有变化,懿州州治一直在塔营子古城.     

元代蓝釉执壶赏析

2006年9月16日,在北京江洋富通秋季拍卖会上,一只元代描金蓝釉执壶,以3300万元人民币的天价拍卖成功,创元代蓝釉器市场价位新高。此壶带盖通高26厘米,洗口,束颈,扁圆腹,宝珠顶半凸起状壶盖外扣于壶口,通体呈蓝宝石釉色。壶身的腹、流、柄、口部位均用描金工艺分别绘制蕉叶纹、海水纹、龙纹及旋纹。腹的一侧以龙头吐舌为流,另一侧以龙卷尾拱背为柄,壶腹两面胎体正中模印凸起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