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伯文化熏染下的景德镇元代青花瓷装饰

景德镇元代青花瓷是中华文化与阿拉伯文化共同哺育下的时代宠儿,是古代丝绸之路上中国输往中亚、西亚、南亚、东南亚以及欧洲的全球性商品,在世界陶瓷史上地位显赫、影响深远。本文以传世或出土(出水)的文物资料和前人的研究成果为依据,通过对阿拉伯文化与景德镇元代青花瓷色彩、造型、纹饰和构图方式等装饰艺术间紧密关系的分析与研究,进一步论证了景德镇元代青花瓷是中、阿文化艺术融合发展的历史产物。     

元代湖广行省溪洞地理环境下的蛮夷官制

元朝在湖广行省的西部(今贵州省和广西壮族自治区的部分地区)设置15个特殊政区安抚司,通过安抚司对溪洞民族群落进行招抚,对归附的溪洞寨落进行民族群落与地域结合的整合,设置为民族群落地方基层组织"蛮夷官",允其继续统领溪洞民族群落,归属于15个安抚司统辖,形成安抚司——夷官管理体系。这是一种以地域与民族群落混合的管理模式,是元代创设的民族群落与地域结合的民族群落地方基层组织,元朝从而实现了对历代王朝未能深入的溪洞地区少数民族群落的控制和管理。     

元代科举制度研究状况的回顾与展望

关于元代科举制度的研究学界已有较多成果问世,成绩斐然,今综合考察相关成果,发现其多从元代科举制度的兴废原因、科举考试的内容及其特点、科举制度对士人等群体的社会影响及其对元杂剧等文学题材的影响。我们认为分区、分期及家族性的个案研究,对其影响从社会角度综合性考察,历史时期科举制度的比较研究等方面是未来元代科举制度研究的重点和方向所在。     

元刘天与墓志及相关问题探析

元《刘天与墓志》2009年采集于西安市长安区韦曲街办夏殿村之西,志主系蒙元时期著名的汉人世侯刘黑马家族后裔。该墓志内容丰富,尤其是涉及刘天与的仕宦经历及家族婚姻等内容为进一步研究"天成刘氏"家族史提供了新资料。     

元代徽州路的军功家族

文章利用《汪氏渊源录》和《回岭汪氏宗谱》以及相关元代文集为主要参考资料,研究了元代徽州路的军功家族群体,尤其是其中的典型个案———婺源回岭汪氏。作者认为婺源回岭汪元龙、汪元圭兄弟在宋元易代之际,因为归附蒙元及“保障乡里”之功走上致身荣显的仕宦之路,他们不仅自身建立了可观的权势,而且有效地将之世代传承,以与元朝统治相始终,最终使婺源回岭汪氏家族成为“朱紫满庭”的“新安巨室”。在元代的徽州,类似的军功家族分布广泛,人数众多,深具影响。他们的出现,与元代统治者重视“根脚”的政治铨选原则紧密相关,与那些在蒙元征服战争中出现的“汉军世家”具有相似的来源和特点。     

尉氏元代壁画墓札记

尉氏县张氏镇壁画墓在最近的报道中被断为宋代。本文结合相关考古资料,从墓葬形制、壁画布局、仿木结构、人物服饰、墓门题记等几个方面进行对比分析,将该墓订正为元代。又依据文献记载和图像资料,对该墓壁画中“曾参行孝”和“焦花女哭麦”两组孝子图加以考证。并进一步梳理了考古所见二十四孝图像,发现其组合形式在宋金时期比较稳定,而元明时期则逐渐转向多元。     

辽金元三代懿州治所考

本文根据文献与考古资料,认为辽越国公主槊古公主以从嫁户所建的头下城懿州即今辽宁阜新塔营子古城.改为行政州以后,懿州下辖宁昌、顺安两县,顺安就是塔营子古城,宁昌即塔营子北10公里的平安地古城.辽代末年,将懿州州治从顺安迁到了宁昌.金皇统三年(1143年)又将宁昌省入顺安,州治也迁回了顺安,此后至元代,没有变化,懿州州治一直在塔营子古城.     

纸币编号的研究

作为纸币的一个重要构成元素,编号几乎与纸币同时诞生,早在北宋仁宗年间,政府印制交子时就已经把铜活字镶嵌到版面上,以印刷纸币上的编“字”和编“号”,可以算是现代纸币编号的雏形。到明清时代,中国纸币已经有了明确的千字文冠字和数字编号体制,同时建立了较为严格的编号管理制度。世界上其他国家纸币的编号发展历史也与此相仿,大都是从手写向机器印刷过渡,从简单向复杂过渡。除了个别的特例外,绝大多数现代纸币都有不同形式的编号。     

二战后匈牙利的通货膨胀与巨额纸币

特大面值的纸币往往是恶性通货膨胀,特别是大规模战争所导致的通货膨胀的产物,意味着社会经济生活的崩溃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恶化。由于其面值巨大,社会流通环境恶劣,一般流通期也十分短暂。这些特点使其成为普通收藏者和钱币学者收藏研究的热点,除了面值巨大的奇特之处外,我们更能通过它们透视那些动荡的岁月。     

明末蒋臣建议行钞始末

明代原来流通纸币大明宝钞,发行后很快就贬值。明中叶以后白银成为主要货币,纸币的流通范围越来越狭小,至明末只是象征性地存在。天启时给事中惠世扬曾奏请行钞,崇祯八年（1635）给事中何楷再次提出,都未被采纳。到崇祯末年,又有蒋臣以此为敲门砖,因而演出了一场闹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