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句丽儒释道“三教合一”的形成与影响

高句丽民族及其政权长期生活在汉玄菟郡、乐浪郡、辽东郡的广大地区,接受汉晋以来中原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的影响。他们由最初信奉儒教,逐渐接受佛教、道教,在高句丽后期形成了“三教合一”的宗教思想格局。随着高句丽统治中心的南移,高句丽的影响也扩大到新罗和百济,使三教合一的宗教思想在朝鲜半岛深入传播,并产生了重要影响。     

耶律阿保机的神化活动及特点

耶律阿保机在契丹族内外矛盾尖锐之际,以萨满教为基础,并利用萨满教引进新的宗教理论和实践规范,进行了一系列的神化活动,提高自己的威信和号召力,达到了化家为国的目的.其神化活动有步骤、有目的地进行,与其它阶段相比,显示了独特之处.     

“家族国家观”的悖论

日本儒教中的家族孝主义是家族国家观的重要基础。但是作为幕藩体制下封建武士之间的道德,它无法直接为明治近代化的目标服务甚至形成阻碍。因此家族国家观虽然植根于传统的儒教家族主义,但又是对其不适应时代课题的部分进行修正后,重新建构起来的一种意识形态。因此带有两面性,不是简单的“复古”,也不是儒教家族主义道德的简单复活。虽然家族国家观在统合民众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但由于其原理与近代国家原理之间存在抵触,致使家族国家观自身蕴含着重大的悖论。     

古代国家都城祭祀体系与空间模式——以唐长安为例

祭祀是礼制的渊源,国家祭祀是社会礼制中最高礼仪层次,也是以礼为内核的儒教的载体,都城形成了国家祭祀体系中最为完善的地域空间,本文在建构儒教之所以成立的基础上,以唐代长安城为例,探讨了城市祭祀的等级、结构和地域空间体系,认为国家祭祀是古代都城的显性文化现象,是城市上层的精神空间的表达,是传统城市特有的一类精神文化。     

国人的信仰，得意时信儒教，失意时信佛道

中国人习惯见庙就拜。他们既不会坦诚地向神父告解一切．也不会把自己登记在案．他们甚至不觉得自己或多或少地参与了宗教信仰。     

法国对中国哲学史和儒教的研究

即使是从史学要素来讲,在欧洲的背景下,汉学最早似乎也为习惯于借助古典研究(希腊和拉丁研究)方法的一门法国专业①．它经受了深刻的变化,尤其是在标志着美国汉学突破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更为如此,     

日本学界的《文明论概略》解读

福泽谕吉的《文明论概略》成书于明治八年（1875）,该书言简意赅,极具包容性和思想张力,被视为了解日本近代文化必读的经典。日本学界百余年间见仁见智的评价、研究历史已经形成了一个复杂的知识谱系。综述学界的百年阅读史,探寻争论焦点背后潜藏的种种隐喻,可为我国学界的相关研究提供重要的学术参考。     

北宋南郊神位变革与玉皇祀典的构建

南郊神位变革与玉皇祀典的构建,曾对北宋国家祀典的性质产生重要影响。黑杀将军临降为宋太宗继位提供了君权神授的道教依据。景德二年南郊神位变革试图通过神位秩序的变动,将儒教的南郊祀典改造为道教神系。昭应宫玉皇祀典一方面如唐朝的太清宫被纳入儒教的宗庙系统中,另一方面也保存着独立的道教性质并与郊祀礼形成分庭抗礼的局面。徽宗朝和阳宫的玉皇祀典,则是将郊祀神位体系纳入到道教的三清之下,由道教统领整个国家祀典。北宋道教挑战儒教国家祀典正统地位的运动以失败而告终。北宋国家祀典中的道教现象,既非唐宋以来某种社会经济长期发展趋势的反映,也不是国家祭祀体系向民间信仰开放的结果,而是宋朝重建政治文化过程中多元化取向的表现。     

刍议儒教的中国特色

儒教是宗教,这在近代之前并无异议。近代革命开始后,一些学者受西方思想影响,从政治需要出发提出儒教非教说,使得儒教数十年内不得翻身。打倒"四人帮"之后,任继愈先生率先为儒教正名,继而李申先生《中国儒教史》(上下卷)出版,在学界引发了一场关于儒教是教非教的激烈争论,至今也未达成共识。笔者坚持儒教是宗教。本文从儒教的现世性出发,对受反对派质疑较多的儒教"彼岸世界"、"终极关怀"几个问题做出自己的理解,认为儒教之所以特殊,是因为它有着不可磨灭的中国烙印。     

简论朱熹的理学思想

朱熹的理学思想代表着儒学发展的最高成就。他把理与气两个单个的哲学范畴结合在一起,发展为一对相对的范畴;改变了传统儒学知人而不知天的弊病。在理气宇宙论的基础上对儒家的性善论进行了卓有成效的重新建构,把人性区分为"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人们应该通过格物致知,向天理归附。以天理的无上至尊和人与天理的紧密统一为"存天理,灭人欲"进行了论证。同时,也为维护整个封建制度和价值体系提供了依据。本文拟就朱熹理学思想的体系做一简要、系统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