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士悲歌：唐衢生平事迹考索

唐衢为中晚唐时期著名儒士,因善哭多见于传世文献记载。后世士大夫每有仕途不得意,哀叹世风浇薄时,多引以为同调。由于史传文献记载的零散,迄今学界尚无专文予以讨论。本文主要从文献学的角度出发,勾稽史料,试图对唐衢的生卒年、交游、诗文以及善哭的社会原因做一初步的探讨。据笔者考得：唐衢生年大体在唐肃宗上元元年（760）至唐代宗广德二年（764）之间,卒年最晚应在唐宪宗元和九年（814）。同其交游者有白居易、裴度、韩愈等人。唐衢哭世事,集中体现了封建专制统治下士人对纷乱世局的苦闷、无奈之普遍心态,这对丰富和了解唐代中晚期士人的思想状况以及社会现实具有典型的意义。     

天宝河洛儒士群与复古之风

李肇《国史补》卷下记载了几组开元以来的名人,其中有“位卑而着名”一目,下列李北海(邕)、王江宁(昌龄)、李馆陶(光速)、郑广(虔)、元鲁山(德秀)、萧功曹(颖士)、张长史(旭)、独狐常州(及)、杜工部(甫)、崔比部(元翰)、梁补阙(肃)、韦苏州(应物)、戴容州(叔伦)。     

试论北方儒士在元朝建立过程中的作用

在蒙古灭亡金朝之后,其统治者忽必烈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版图最为辽阔的元帝国。虽然元朝的统治阶级是蒙古贵族,但是北方金朝遗留下来的一大批儒士却在其建立的过程中发挥了不可磨灭的重要作用。     

道势之争:明初儒士与皇权关系的政治文化解读

皇权之于儒士的态度,明初有着从礼遇到打压的演变轨迹。《孟子节文》是皇权从打击儒士的具体行为到悍然入侵儒学思想领域的重要事件,显示了皇权不惜与儒学断然决裂的情绪。儒士"从道不从君"的话语定位及其实际抗争活动,对"势"的反击作用微乎其微,道统不得不屈服于政统,"道"为"势"曲。儒士与皇权政治文化方面的交织关系,透视出儒学工具化的内在本质。     

重塑皇权：洪武时期的冕制规划

冕服礼制并非只是空洞的繁文缛节,在议定过程与具体内容之中,皇权政治的某些观念得到了隐秘的表达.作为明帝国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冕服礼制在当时受到了朱元璋集团的高度重视,规划从洪武元年开始,至二十四年已成定制.明代冕服礼制折射出君臣之间的悬隔与"家天下"的皇权观念,其程度之深,似史无前例.明代皇权观念的变化,除一定程度上受元代的影响之外,朱元璋的个人意志也非常重要,此外,儒士期待"圣君"重建理想社会秩序的激情亦强化了绝对皇权的观念,这些在洪武时代君臣议定冕制的过程中都有所反映.     

投壶——古代寓教于乐的博戏

投壶是古代的一种博戏.从春秋时代的射礼衍生而来,有着教化的作用;又因其简化了射礼,降低了习射难度,可在宴饮时进行,参与者日众,故娱乐性凸现.投壶将"教"与"乐"融为一体,是对古代寓教于乐教育思想的极好诠释.它成为儒士生活的组成部分,是人们竞相追逐的社会时尚.在其发展的两千年中,形成了完整的"投壶礼",投壶技艺也被纳入"庙堂礼乐"之中.它"寓教于乐"的特性使它绵延两千年之久,也正是由于它"寓教于乐"功能的丧失,使得它日渐衰落,最终为现代体育所替代.     

康有为与朝鲜儒士的交往

康有为（1858—1927）,又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更甡,广东南海人,人称＂康南海＂。中国资产阶级维新运动、戊戌变法的主要领袖人物,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曾担任孔教会会长。著有《康子篇》、《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大同书》等。[1]19世纪末20世纪初,饱受帝国主义列强侵略的朝鲜儒士痛定思痛,怀着＂国家兴亡,     

元代江南儒士游京师考述

元朝大量江南儒士来到都城大都,成为大都政治、文化舞台上一个非常活跃的社会群体。尽管江南儒士在大都的生活遇到很多困难,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还是坚持了下来,一些人在京城做了官,更多的得官而归。京城大量江南儒士的存在,不仅在蒙古、色目人占优势的元朝都城传播了传统儒学文化,也为元朝政权实行汉法提供了重要的舆论支持。元代江南儒士游京师现象,反映了江南儒士在处境不利的情况下,改善自身生存状况、实现人生价值的努力,也表明了中国土人精英顽强的社会适应能力和传统儒学文化强大的生命力。     

简论宋代儒士的环境意识及其启示

在宋代儒士中,已有对生态环境问题的许多探索与思考。在他们对自然界的认识中,“天人合一”的宇宙哲学观、“中庸”的处世道德观等,也是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哲学基础和道德原则。宋人的环境意识认为,人是天地间自然万物的一部分,是自然万物中同等的一员;关心自然就是关心人类自己,人类应该像爱护自身一样爱护自然万物;人类应承认自然界有自己的生存权利和价值,承认自然界的生物享有与人类相似的生存权利和价值。宋人有关环境伦理的理性思考,还注意到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宋人的环境意识,还在如何利用和改造自然以及保护环境方面给了我们许多有益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