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兴趣成为幼儿游戏的推动力

我园在区域游戏的探索实践中,紧紧围绕幼儿园健康特色品牌建设,将区域游戏与我园的"四健"(健体、健心、健美、健脑)培养目标有效整合,自主创建成以培养幼儿优秀学习品质为目标的"四健"学性性区域游戏。本文从幼儿兴趣出发,从材料提供、游戏指导、同伴影响、多元评价四个方面来深入剖析引发幼儿兴趣的因素。     

从《庸吏庸言》看巴蜀地方社会

刘衡(1775-1841),字廉舫,江西南丰人,嘉庆五年(1800),以副榜贡生充任正白旗教习,期满以知县用。道光三年(1823),授四川垫江知县,又署理梁山,寻调巴县;道光八年,擢保宁知府;九年调成都;十年,擢河南开、归、陈、许道;二十一年卒于家。刘衡是有清一代有名的良吏,在他为官的几十年中,时时刻刻为民着想。由于他所属的巴蜀地区蠹役横行乡里,他便想出了一系列方法,来限制蠹役对百姓的盘剥,如对蠹役严惩不贷,减少其组成人员。此外,他还慎用门丁,防止门丁和蠹役勾结,鱼肉百姓;劝民息讼,劝民切勿轻生,以保全百姓的利益。     

浅析高校大学生心理危机干预机制的建设

当前大学生受学习、经济、就业、人际关系、家庭等各方面的压力越来越大,心理健康问题引起高校的广泛关注。加强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提高大学生抗压能力,培养大学生良好心理素质显得十分重要。因此,本文从探究影响当前大学生心理危机的来源,提出了高校建立心理危机干预机制措施,以期能对高校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起到促进作用。     

明清时期皖北地区健讼风习探析

明清时期,皖北地区水旱灾害频发.连年的灾荒,加之诸如经济、政治等多重因素的助推,健讼之风在明清时期的皖北各地普遍兴起.在是风乃俗的支配下,皖北民间习于诉讼,以健讼为武.其争讼主要围绕经济利益而展开,或为争夺田土,或因避水害,或出于讹诈财物;讼争的性质不是出于维护自身的正当权利,而是为了侵蚀或牺牲对方的利益,以貌似合法的手段达到非法的目的.此类健讼对明清以来皖北地区社会风习的负向发展具有极大的影响作用.对于近古以来民间的健讼行为和习俗,我们绝对不能一概予以积极的评价,而应从诉讼双方的具体情况出发,实事求是地看待这一社会历史现象.     

从“无讼”到“好讼”:明清时期的法律观念及其司法实践

明清两代正处于一个社会的变迁时期。若以法律诉讼为视角,社会史层面确乎发生了巨大的转向,亦即从"乡土社会"逐渐向"好讼"社会转变。于是,"无讼"的理想与"好讼"的现实必然产生冲突。其冲突的结果,则使明清两代的学者与官员对"无讼"重新进行理性的思考,认定"无讼"并非是一种无为而治的理想世界,而是通过具体的"听讼"过程而达到司法公正。随之而来的则是"息讼"观念的流行,以及"息供"、"省词讼"一类司法实践行为的普遍化。     

赵翼“气”深层意义初探——兼与袁枚比较

乾嘉时期,在诗坛“肌理说”、“格调说”声势甚张之时,袁枚以提倡“性灵”与之抗衡,形成性灵一派。赵翼论诗多近于袁枚,与袁枚、蒋士铨合称为“乾隆三大家”。《瓯北诗话》卷十曰：“诗之工拙,全在才气、心思、功夫上见。”才气是赵翼评诗、论诗的一个重要标准。才与气是古代文学理论的重要概念。本文从“气”入手,立足于赵翼,结合创作实践,兼与袁枚相比较,谈谈赵翼“气”之深层意义,即诗学观指引下的主体诗风。     

吐鲁番新出《冥讼文书》与中古前期的冥界观念

吐鲁番新出《北涼缘禾二年（433）高昌郡高宁县赵货母子冥讼文书》是一份珍贵的史料。它模仿阳世官文书的格式进行书写,带有浓厚的佛教色彩,为我们认识阎罗信仰在中国中古时期的流衍提供了新材料,同时也使我们对于五涼时期高昌佛教的发展水平有了新的估计。与墓券材料强调“生死永隔”的冥界观不同,《冥讼文书》透露出的祖灵观念呈现了更为复杂的情境,死去的先人与阳世的家庭仍然保持了紧密的联系,甚至可以对阳世的家庭纠纷进行裁决。因此,这是深入认识中古前期民众冥界观念发展的鲜活而生动的个案。     

基于传统无讼思想的法律思考

中国几千年的法律文化是一部以维护统治和社会秩序为价值取向的政治法律史。古代法律是诸法合体、以刑为主,通过严刑酷罚来驱民畏讼、息讼以达到无讼的结果,从而震慑社会不稳定分子和政治对手。现代法治国家与法治社会所追求的法治秩序,应当是通过引导公民追求合法权利的秩序,而不是压制各类社会群体追求公平公正的畸形秩序。通过分析,笔者认为"无讼"不能成为当代维稳社会的指导思想。     

清代县官吏与讼师——以《樊山判牍》为中心

本文以《樊山判牍》为中心,通过书中提及的徐毓坤,王庄临,张兴有等讼师来窥探清代县官吏与讼师的关系。本文将从讼师的身份,讼师的行为,以及县官吏对讼师的态度三个方面来研究清朝的讼师。     

论宋代民间诉讼的保障与局限

宋代是诉讼制度大发展的时代,其突出表现是越诉和直诉制度的完备。这些制度无疑为民间诉讼的发展提供了制度保证,但由于官僚政治内在的弱点以及贱讼思想的一贯存在,越诉和直诉制度在执行中尚存在种种弊端。另一方面,由于宋代家法的复苏并呈现出新的聚居特点,家法对诉讼的消弭作用也在不断增强。尽管宋代民间诉讼虽出现了以江西为核心的南方地区多讼和讼学不断发展的现象,但在国法和家法的双重压力下,其发展受到重重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