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帛书《恭、宽、信、敏、惠之道》于1991年末出土于甘肃省张掖市高台县骆驼城魏晋墓葬,现藏高台县博物馆。《张掖文物》一书有著录及题解,但未附发掘报告。帛书首尾有残损,文本由楷书写成,书写工整,字迹清晰,多简化字。现存82行,8000余字,分12章,每章500-600字,内容多引《诗》《书》《论语》等儒家经典,以阐发儒家思想为主。日本学者町田隆吉及甘肃省博物馆李永平研究员对帛书进行了初步整理研究,尤其是李永平先生对帛书进行了初步释读和整理,并发表有研究文章。承蒙李先生襄助提供有关材料,笔者得以在其释读及研究的基础上,比对帛书图版,对帛书文本予以重新校读释文,注解疑难字、词,分章疏通句意。此外,还对帛书的书写格式、特殊符号、特殊印记的书写意义及形成原因做出判断。因其内容涉及“民胞物与”等观念,故于帛书文本的年代及抄写流传过程等,还需要依据其内容、体例、书体等进行更进一步的研究。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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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夏统治时期,新样文殊极为盛行。本文通过对榆林窟、五个庙石窟、东千佛洞、旱峡石窟以及俄藏黑水城出土文殊图像的分析,指出西夏时期新样文殊更进一步强调文殊化现老人典故,且多以“五尊像”为主;同时新样文殊组合样式不仅出现在文殊变中,在普贤变中也相应延续。此外,作者对俄藏黑水城出土的卷轴画x-2435考辨中发现,主尊不是观音菩萨。新样文殊在西夏普遍流传并达到顶峰,与帝王五台山信仰有密切关系。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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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英国大选期间发生了"季诺耶维夫信"事件,英国《每日邮报》在大选前四天发表了一封事后被证明是伪造的"季诺维也夫信"。然而,该信的发表在当时造成巨大影响,它对英国大选及工党政府的黯然下台、英国社会"红色恐怖"情绪的发展以及《英苏协定》的困难进程等事件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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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宋代家礼发展的标志性成果,《朱子家礼》不仅与宋代官僚士大夫积极推动的礼仪教化实践、北宋时期家礼的发展趋势紧密关联,更与宋代国家礼制教化的推进直接联系在一起。北宋时期官僚士大夫群体对推行礼仪教化民俗逐渐形成了清晰认知,家礼修撰日趋接近庶民层面,并由此促成国家层面的礼制下移意识的明确及官方礼制的庶民化。北宋家礼与国礼的交接极大推进了南宋时期官僚士大夫的家礼修撰意识。《朱子家礼》直接简化、删改古礼之框架体系,旗帜鲜明地宣示为广大士庶民众修礼的意图和有助于国家推行礼教崇化导民的主张,成为充分考量普通庶民生活实际、规范冠婚丧祭诸事和日常居家生活的士庶通礼。《朱子家礼》的仪制规范走出了"行于自家"的范畴,广泛扩展于士庶社会层面,家礼由此上升到了国礼,官僚士大夫群体的礼教意图、官方礼制的下移趋势由此得到了进一步的推进和演绎。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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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术史中的画家,被记住的常常只是一种形象。“吴门画派”的领袖沈周,是位性格宽厚的文人画家,也是隐居不仕的孝子。和人品一样,他的画潇洒、明净、浑厚,人品、画品交相辉映。不过,随着学者们的发掘,沈周的形象也变得越来越丰富,甚至让人惊讶不已。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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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害公祭作为一种公共社会活动和仪式象征体系的一部分,可以折射出国家意识形态与社会文化传统的关系。"东方之星"游轮翻沉事件发生后,政府采用民间俗信"头七"的时间举行公祭,而公祭之仪式、内涵、主体却与传统俗信差异极大。在此背后,隐含着世俗性事件处理与信仰性阴阳沟通仪式之间的矛盾,也体现出世俗权力借公祭将死亡意义价值化、意义化的一贯逻辑,更进一步表明国家权力所型构的公共"纪念"仪式与民间俗信所支撑的个体祭祀之间的生死观存在差异。而透过对当代社会"祭祀"与"纪念"之间复杂关系的分析,可以透视唯物主义生死观和传统信仰正呈现一种既交汇又对峙的微妙关系。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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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鸿源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7,(2):26-33
依据《三辅黄图》等文献,秦都咸阳存在"象天设都"思想,并依托其建立起咸阳宫(紫微垣)、横桥(阁道星)这一由北向南的天地空间对应格局。对于《史记·秦始皇本纪》始皇营造信宫作为"天极"、修阿房前殿"象天极阁道绝汉抵营室",学界也多将此二者视作佐证《三辅黄图》象天体系之材料。经对秦汉相关史料爬梳,此二者既然也象征天极,那么只能属于另外的都城"象天"体系。其中,修建阿房宫,最终形成的是阿房宫(紫微垣)、复道(阁道星)、渭水(天汉)、咸阳宫(营室宿)这一由南向北、天地对应的空间格局,与《三辅黄图》的象天格局完全不同。秦代凡此三种"象天设都"理论对紫微垣方位的比附存在明显差异,实际反映的就是帝王所在的政治中心的变化,因此这些文献资料应予以区分对待,避免力图糅合而造成解释上的矛盾现象。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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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朝吉礼是在契丹传统文化与中原文化共同作用之下产生的,具有鲜明的民族特点,是中国古代礼制史中重要一环。辽朝吉礼可分作祭祀自然与祭祀祖先,其中祭祀自然之礼多由契丹传统习俗转变而来,而祭祀祖先之礼则多学自中原礼制。契丹传统习俗在礼仪化过程中大量汲取中原文化因素,如宗庙、御容、服饰、音乐等。辽朝吉礼的产生既与辽朝现实政治需要有关,即由于辽朝幅员广大,地理条件多样,游牧、农耕民族杂居期间而采取因俗而治的包容政策;也与辽朝吸收融合中原文化的态度有关。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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