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人网络与韩人网络的比较研究

通过当前韩国对于海外华人四个方面的"似是而非"认识的分析,对华商网络的倾向与特征、建设韩民族网络等问题的探讨,得出结论:韩国华侨与韩国所理解的海外华人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异;当代韩国政府希望能像中国充分发挥海外华人的优势那样,使海外韩人发展成为韩国在21世纪的新的成长动力并加以利用的认识是一种错误的"乐观判断";海外华人对祖国的向心力,不只是来自爱国情,更重要的是其生存保障与利益的实现;中韩两国的侨务政策存在区别,中国致力于"护侨",而韩国的目光集中于"用侨"。     

中国官方语言的演变对海外华文教育的影响

论文梳理了从晚清、民国、新中国政府等不同时期中国官方语言对海外华文教育的影响。认为晚清政府开启了管理海外华文教育的先河,使得中国官方语言改革的成果可以通过华文教育更有力地传播到海外。民国时期的国语教育主要是依靠国内语言政策和海外华文教育机构共同实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政府取消了"双重国籍"政策。普通话、汉语拼音和简化字主要是由中国国际移民的迁移影响到海外华文教育的。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汉语国际声望的提高,普通话、汉语拼音和简化字在海外的影响力得到进一步提升。在此过程中,民族共同语教育对华侨华人的民族认同发挥了重要作用。     

当前浙江华侨回国定居现象探析

针对近年来移民回流现象,用抽样调查的定量方法,对回浙定居华侨的人口社会学特征进行了归纳;对影响华侨回国定居的经济、政治因素进行了分析;认为当前华侨回国定居主要是为了恢复国内户口,方便经商、读书和生活等,其本身还具有很强的国际流动性。我国政府有关主管部门应当实施积极的华侨回国定居政策,以顺应经济全球化和人权保障的时代潮流。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救侨政策再检讨 ——以张天爵报告为考察起点

论文在梳理了1941—1942年紧急救侨工作概况的基础上,通过对时任广东侨务处处长张天爵的一份调查报告的解读,从政策学的角度分析了抗战期间(特别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的救侨政策中存在的问题。如信息发布滞后或不达;各地侨务局执行能力不足;国民政府机构权力交叉,责权不清,执行不力;国民政府侨务工作态度暧昧等。抗战爆发后,海外华侨的热情及其对祖国的支援,促使国民党对海外华侨给予重视,救侨政策在此背景下取得了较大的成效。但在政策学上,公共政策不仅是一个决定,更是政府为了达到某一目标而采取的一系列活动,研究中需要对其进行全面并且连续的考察。     

昙花一现的主力——侨资在清末商办铁路投资政策中的角色变迁

论文以《光绪朝东华录》中与华侨有关的上谕和奏折作为主要史料,论述了晚清商办铁路借助侨资政策的形成、变迁以及商办铁路投资政策调整的决策失误及其造成的严重后果。晚清商办铁路政策的症结在于铁路投资权在国内民间与海外华埠之间配置的极度不公平,有投资能力的侨商受到官绅商的共同排拒,积累不足的国内商资则被赋予厚望和投资垄断权。20世纪初复杂的政治经济和社会背景,催生了国内商资这一心有余而财不足的核心投资主体,成效微弱是其自身局限的直接结果,商办铁路最佳时机流失。而商办铁路投资政策,由借助外埠侨资到确立国内民间资本为主导的最终立场,凸显出由理性、客观到盲目、偏狭的决策演变,导致铁路建设的热潮虎头蛇尾,这其中,侨资由主力担当到被推向边缘地位的政府决策,无疑是根本因素。     

海外华侨华人与祖籍国关系60年述评

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界,新中国成立以来海外华侨华人与祖籍国关系可分为两个阶段。在新中国建立后,华侨科学家纷纷回国献身科技事业,贡献卓著;海外华商回国设厂和捐资办学一度非常踊跃。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党和国家正确侨务政策引导下,华侨华人掀起支持祖籍国改革开放的热湖。他们大规模来华投资,继续支持科技事业,大力兴办公益事业,积极推动中国统一大业。华侨华人与祖籍国关系史,是国史和侨史不可忽视的内容,其对于制定侨务政策、利用和保护侨务资源、推动祖国完全统一乃至实现党的奋斗目标具有重要意义。     

建国初期广东侨批业管理政策的调整及影响（1950—1953年）

论文利用广东省档案馆馆藏相关档案等文献,对1950—1953年反禁运斗争、土地改革和＂五反＂运动期间的广东侨批业管理政策调整问题进行了分析阐述,旨在探讨社会运动对侨务政策的内在影响以及国有化方针在侨批业中的深化过程。随着全国反禁运斗争、新解放区土地改革和＂五反＂运动的先后进行,国家在打击华南外汇黑市、划分兼营土地的侨批业经营者阶级成分和改善侨批业劳资不公基础上,逐步强化了对广东侨批业的管制,初步达到侨汇归公、严禁黑市的管理目的。尽管在各类运动中一些过激举措和工作偏差对侨批业造成不同程度的负面影响,但在国有化方针和争取侨汇政策影响下,侨批业管理政策在不断调整,改进、补救和纠正运动中的各类问题并维护了侨汇稳定。在此过程中,广东侨批业的国有化力度显著增强。     

试析民国初期华侨双重国籍的负面影响——以简照南恢复国籍案为例

五四抵制日货运动中,英美烟草公司利用中国国内的抵制日货运动,趁机揭露和指责简照南加入日本籍、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是日资公司。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因此遭受中国民众排斥,并被农商部吊销了执照。为摆脱危机,简照南和南洋烟草公司展开了一场以挽救其中国国籍为核心的行动,并获得国内诸多团体及华侨的支持。简氏复籍终获成功,南洋烟草公司也得以恢复注册为国货公司。此案揭示,在民族主义运动中,国籍、国货身份成为重要标识,双重国籍致使国民身份模糊,有时会带来很大负面影响。     

1932—1945年国民政府侨务委员会述论

文章依据相关档案及文献资料,从制度史研究的角度,对国民政府侨务委员会的沿革、机构设置、职能以及人事和经费等方面进行了考察。结果显示,相对于晚清与北洋政府而言,南京国民政府的侨务机构设置比较健全,在侨务工作的开展、协助政府积极利用海外侨力、保侨护侨等方面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也为抗战期间海外华侨为祖国做出巨大贡献奠定了行政基础。但与此同时,机构的不断调整、人员配置的不到位,特别是经费上的捉襟见肘,成为困扰侨委会工作的主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