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越文化交流历史渊源、新的途径及其当代意义

中越两国是山水相连,人民世代友好的邻邦。长期以来,虽有争端,但和平往来一直没有断过,特别是文化交流方面。当前两国就南海问题,虽然摩擦不断、关系紧张。但是,和平发展依然是主线。因此,两国尝试新的文化交流途径,以便双方更好的沟通交流、化解矛盾。     

佛教初传高句丽时间探析

公元四世纪,佛教已经从中国传入高句丽。佛教传入高句丽后,很快受到高句丽王室的推崇,并以国家行为在全国范围推广佛教。因此,佛教在高句丽的取得很高的发展水平,对高句丽社会的稳定和发展都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目前学界对高句丽佛教的相关研究已十分丰富,然而对于佛教传入高句丽的时间问题尚存在争议。本文试就这一问题做简单的探析。     

岭下村来了不穿军装的宣讲员

“中用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开启了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征程,具有不可磨灭的里程碑意义。”前不久,刚刚参加宁波市北仑区委宣传部关于学习和宣讲党的二十大精神培训班回来的林云存,就在北仑区新四军历史研究会柴桥分会学习会上,进行了热情宣讲。     

试论甘肃泾川北魏佛教造像的地方风格——以细密衣纹造像为例

2020年,甘肃泾川新发现3件北朝造像碑,造像大量装饰细密衣纹。细密衣纹是陕西关中地区及其附近以及甘肃东部地区佛教石刻造像的地方风格,泾川县有10件细密衣纹造像,其中4件纪年明确,结合附近地区发现的该类纪年造像,能够建立年代学框架,依据造像形制、造像题材和特征可将这批造像分为三期。     

西藏芒康县查果西沟B点、崩隆达、纳日贡吐蕃摩崖造像调查简报

在2021年开展的全国石窟寺（石刻）专项调查工作中,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芒康县文化局以及昌都市文物保护研究所组成的调查小组对地处西藏东部的芒康县境内的3处摩崖造像进行了调查与记录。3处摩崖造像分别位于芒康县纳西乡觉龙村、帮达乡然堆村境内,共发现11尊造像,通过比较造像特征,确认其中10尊佛教造像具有显著的吐蕃佛教造像风格。这些造像既有新的艺术表现形式,也有罕见的内容题材,它们的发现为进一步研究吐蕃佛教造像的空间分布、艺术传承及思想传播等提供了重要资料,又推动了唐代汉藏文化交流和唐蕃古道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新疆地区先秦时期考古发现的“鹿”形象探讨

我国是鹿类动物的发源地之一,也是世界上产鹿种类最多的国家。从考古发现来看,从先秦时期以来,鹿在人类的社会文化生活中扮演了很多很重要的角色。新疆地区先秦时期考古发现的以“鹿”为形象的文化遗存很多,在历史积淀中形成了不同种类的意向表达,并在不同的社会背景下呈现出不同的时代特征和文化意义,具有重要的社会功能。     

晋江佛教石窟寺价值探析——以西资寺石佛造像为例

西资寺石佛造像体魄高大,气势宏伟,形象逼真,雕工精致,充分显示古代泉州石雕艺人的精湛技艺,是研究泉州石雕史的重要实物资料。同时,西资寺石佛造像也是宋代泉州海外交通贸易繁荣和佛教兴盛的重要标志,是福建省现存年代较早的大型宗教题刻造像,是研究晋江、泉州乃至福建佛教史的重要实物资料。     

菩萨骑牛为哪般?“解冤结”信仰初考

今年岁逢辛丑,适为“牛年”。对于较为熟悉佛教造像者而言,菩萨造像中菩萨所乘座骑为狮象龙虎者,倶为常见,可座骑为牛者,实不多见。殊不知,佛教诸神谱系之中,有一位“解冤结菩萨”,所乘座骑即为牛。俗话说:“冤家宜解不宜结”,道理浅显而朴实,是中国民众希求平安、倡导和谐的基本诉求之一。     

神迹异事 丰碑妙刻 姜兴绍造佛石像碑考述

南京博物院历代雕塑馆馆厅中间陈列着2块砂岩质地佛教碑刻,其中一块说明牌标注:“姜兴绍造佛石像碑,北齐河清年间(562-565年),高158厘米,宽70厘米,厚16.5厘米,南京博物院藏。”此碑发现的时间、地点、经手者与流传过程皆不明。馆内未见拓本,细勘原石刻铭,除少许残泐外,字迹大致能看清,铭文书法朴茂,文字内容相对完整,加之碑刻图案构思巧妙,雕作精湛,是一件值得细细品读的北朝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