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初传高句丽时间探析

公元四世纪,佛教已经从中国传入高句丽。佛教传入高句丽后,很快受到高句丽王室的推崇,并以国家行为在全国范围推广佛教。因此,佛教在高句丽的取得很高的发展水平,对高句丽社会的稳定和发展都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目前学界对高句丽佛教的相关研究已十分丰富,然而对于佛教传入高句丽的时间问题尚存在争议。本文试就这一问题做简单的探析。     

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清代墓葬考古发掘报告

2020年4月至5月,北京市考古研究院（北京市文化遗产研究院）在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清理了11座清代墓葬。这批墓葬的空间分布较为集中,保存状况较好,根据墓主人数量的多少可分为单人葬墓、双人合葬墓和三人合葬墓。出土的随葬器物较为丰富,主要有陶器、瓷器、玉器、铜器、金银器等。尤其是金质发簪,成对出现,成组使用,并且制作工艺复杂,造型生动别致,纹饰多样精美,是了解和研究清代首饰的重要实物资料。综合墓葬形制与出土器物,初步判定这批墓葬从清早期一直延续至清晚期,这有助于探究清代中关村地区乃至北京西北部社会生活状况与丧葬习俗。     

试论甘肃泾川北魏佛教造像的地方风格——以细密衣纹造像为例

2020年,甘肃泾川新发现3件北朝造像碑,造像大量装饰细密衣纹。细密衣纹是陕西关中地区及其附近以及甘肃东部地区佛教石刻造像的地方风格,泾川县有10件细密衣纹造像,其中4件纪年明确,结合附近地区发现的该类纪年造像,能够建立年代学框架,依据造像形制、造像题材和特征可将这批造像分为三期。     

西藏芒康县查果西沟B点、崩隆达、纳日贡吐蕃摩崖造像调查简报

在2021年开展的全国石窟寺（石刻）专项调查工作中,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芒康县文化局以及昌都市文物保护研究所组成的调查小组对地处西藏东部的芒康县境内的3处摩崖造像进行了调查与记录。3处摩崖造像分别位于芒康县纳西乡觉龙村、帮达乡然堆村境内,共发现11尊造像,通过比较造像特征,确认其中10尊佛教造像具有显著的吐蕃佛教造像风格。这些造像既有新的艺术表现形式,也有罕见的内容题材,它们的发现为进一步研究吐蕃佛教造像的空间分布、艺术传承及思想传播等提供了重要资料,又推动了唐代汉藏文化交流和唐蕃古道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南诏大理国菩萨造像鉴赏

佛教传入云南的时间,学术界有不同的看法。作为连接东南亚、南亚的重要通道,云南很早就和印度有着交通往来。从新发现的考古资料看,至少在东汉时期,便有佛像传入云南。然而佛教在云南的兴盛,主要是南诏、大理国时期统治者的推崇,自上往下的推广。南诏、大理国的君主把佛教尊为国教。这一时期留下了无数精美的佛教文物,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现存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大理国描工张胜温画梵像卷》。     

晋江佛教石窟寺价值探析——以西资寺石佛造像为例

西资寺石佛造像体魄高大,气势宏伟,形象逼真,雕工精致,充分显示古代泉州石雕艺人的精湛技艺,是研究泉州石雕史的重要实物资料。同时,西资寺石佛造像也是宋代泉州海外交通贸易繁荣和佛教兴盛的重要标志,是福建省现存年代较早的大型宗教题刻造像,是研究晋江、泉州乃至福建佛教史的重要实物资料。     

菩萨骑牛为哪般?“解冤结”信仰初考

今年岁逢辛丑,适为“牛年”。对于较为熟悉佛教造像者而言,菩萨造像中菩萨所乘座骑为狮象龙虎者,倶为常见,可座骑为牛者,实不多见。殊不知,佛教诸神谱系之中,有一位“解冤结菩萨”,所乘座骑即为牛。俗话说:“冤家宜解不宜结”,道理浅显而朴实,是中国民众希求平安、倡导和谐的基本诉求之一。     

神迹异事 丰碑妙刻 姜兴绍造佛石像碑考述

南京博物院历代雕塑馆馆厅中间陈列着2块砂岩质地佛教碑刻,其中一块说明牌标注:“姜兴绍造佛石像碑,北齐河清年间(562-565年),高158厘米,宽70厘米,厚16.5厘米,南京博物院藏。”此碑发现的时间、地点、经手者与流传过程皆不明。馆内未见拓本,细勘原石刻铭,除少许残泐外,字迹大致能看清,铭文书法朴茂,文字内容相对完整,加之碑刻图案构思巧妙,雕作精湛,是一件值得细细品读的北朝佳作。     

山西武乡良侯店石窟的调查与研究

山西省长治市武乡县良侯店石窟有大窟（第1窟）一所、小窟（第2、第3窟）二所及摩崖造像若干。大窟约开凿于北魏文成帝和平年间（460-465）至太和十年（486）改制之前,下限可至太和十七年（493）迁都洛阳之前。大窟外的三所小龛也大约雕刻于5世纪下半叶。窟内有坐佛六尊,为表现过去世的六佛,其造像风格和北魏首都平城附近的云冈石窟第一、二期相似,主要受印度与中亚风格的影响。大窟形制具有独特之处,留有现存最早的规整倒凹字形坛,为研究山西地区北魏中期石窟的发展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但因资料的缺乏,其渊源还有待研究。第2窟约开凿在7世纪下半叶,为唐代流行的倒凹字形佛坛窟,其形制与造像风格受到长安与洛阳的影响。第3窟约是北齐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