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时对“宋学”的现代诠释

在中国学术的发展脉络和文化传统的历史演进中,余英时尤其推重"宋学",并对"宋学"作了广博而精微的研究。综合余英时的著述与论说,他对"宋学"的现代诠释主要包括五个方面的内容与精神,即:援释入儒的文化贡献,"内圣外王连续"的儒学理想,"以天下为己任"的士人精神,实证与诠释结合的经学方法,"朱陆之争"的思想线索。     

胡适《章实斋先生年谱》编纂考

《章实斋先生年谱》是胡适在史学方面的代表作。胡适在创作《章谱》前后,围绕章学诚研究与日本学者内藤湖南和青木正儿进行了密切的学术互动。胡适试图通过该谱训练和展示自己的考据功力,并展现他在年谱学方面的“用意与方法”。1921年的胡适因参加各种社会、学术活动非常繁忙,但他还是千方百计地抽出时间完成《章谱》的写作任务。该谱革新了传统的年谱体例,创立了新的典范,提供了一个示范的样板,因而得到不少学者的仿效。     

《互校记》与《先秦诸子系年》之史源发覆

围绕着钱穆诸子学研究的代表作《先秦诸子系年》曾经引发过一场风波。风波缘起于钱穆弟子余英时的《〈十批判书〉与〈先秦诸子系年〉互校记》。回顾这一场风波,探讨余英时对郭沫若的批评,并反观《先秦诸子系年》的部分史源构成,对于端正当下学风,应当有所裨益。     

技艺·学理:"史无定法"与专门史的融合研究

“史无定法”作为史学研究方法论的高度概括,影响巨大。学界一般认为,“史无定法”是吴承明先生的观点,事实上在其他学者笔下,或许已多有提及,如余英时在1991年写就的《怎样读中国书》中就曾经说“我以前提出过‘史无定法’的观念”。余英时:《怎样读中国书》,《现代儒学的回顾与展望》,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414页。所以吴承明在集中论述“史无定法”的重要文章《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中,缕述了这一观点的发轫:“1984年,我在一次在国外召开的中国经济史国际讨论会上说:就方法论而言,有新老、学派之分,但很难说有高下、优劣之别。新方法有新的功能,以至开辟新的研究领域,但就历史研究来说,我不认为有什么方法是太老了,必须放弃。我以为,在方法论上不应抱有倾向性,而是根据所论问题的需要,和资料等条件的可能,作出选择,同一问题可用不同方法论证者,不妨并用,若结论相同,益增信心,若不同,可存疑”。这是吴先生提出“史无定法”的源头。在他1992年正式提出“史无定法”时,也曾经表明:“我国早有‘史无定法’之说。我赞成此说”,吴承明:《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中国经济史研究》,1992年第1期。并没有把这一提法归在自己名下。在缕述学术史时,这是需要首先明了的。     

内在理路:从尊德性到道问学——余英时与清代学术思想研究

余英时反对用"反满"和"反理学"来概括清代学术思想,主张从学术思想演变的"内在理路"考察清代学术思想.同时,余英时也不赞同钱穆只关注其"续"而忽视其"变"的"续宋"说.宋明理学与清代思想之间就其"变"的一面来说,在于成就"内圣"的途径有异:前者主"尊德性",后者主"道问学";就其"不变(续)"的一面说,则是"用"的精神在宋明与清代的绵延相续.清儒的"明道救世"理想与传统儒家的"内圣外王"、宋明儒家的"内圣外王连续体"是一脉相承的."经世致用"观念是宋明理学和清代学术思想的共同生命所在,更是中国学术发展的生命所在.     

余英时获“东方诺贝尔奖”

余英时最近获唐奖首届“汉学奖”,得奖理由称,余英时“为司马迁的治史宗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做了最佳现代诠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