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绍宋拒作汉奸

60多年前的抗日战争,是对中华民族的生死考验,对于当时的许多文人来说,能否保持民族气节,也就成了自己人生取舍的试金石。1942年的4月,余绍宋先生就经历了一次生与死、荣与辱的考验。     

续修、重修及断代志、通志（下）——关于续志模武与概念的思考

从近几年方志界的争论可以看出,关键的问题不单是修志的几种模式和相关的概念如何确定,更重要的是如何正确认识各种模式的地位和选择修志模式的问题。由于创修只有一次,所以如同余绍宋、刘盼遂等学者分析过的那样,修志模式的选择主要还是对续修、重修两种模式的选择。     

天津蓝天

蓝天2010春季拍卖会将于6月1-3日在天津金皇大酒店举行。以中国书画和瓷器、玉器、工艺品两个专场推出。中国书画专场以近现代名家作品为主打。张大千《蕉荫仕女》、黄宾虹山水作品《溪山樵路》《东江驿》、吴昌硕《牡丹》,都是本场拍卖会的耀眼亮点。同场推出还有溥儒、余绍宋、陈半丁、胡佩衡、颜伯龙、祁昆、吴待秋、王震、赵云壑、朱屺瞻、胡爽庵、汪亚尘、王云、吴镜汀、黄胄、黎     

盛熙明《法书考》第二卷撰写的合理性探析

元代盛熙明编著的《法书考》作于其在奎章阁为官时期,是一部书法专论,书中有辑录前人言书法之事,亦有盛熙明自己所撰之评注,是元代一部重要的书法文献著作。全书共有八卷,第二卷《字源》中子目《梵音》部分,将梵语与八思巴文的字母与读音录入其中,子目《华文》部分则论述各种书体与作字之法。余绍宋在《书画书录解题》中认为《法书考》第二卷可以删去未免武断。还原到元代那样一个少数民族统治的特殊时期,在少数民族华化的进程中,《法书考》第二卷的存在有着特殊的意义。首先,盛熙明作为奎章阁的一员,其职能对于他的要求使他需要将梵文与蒙古文作为编纂对象录入其中;其次,盛氏此书进献的特殊读者元代帝王对于书法的了解程度也要求盛熙明在编纂时考虑所要编纂的内容。     

高自标致 躬身力行——余绍宁其人其学其艺

余绍宋,字越园,早年曾用樾园、粤来、觉庵、觉道人、映碧主人等号,四十六岁后更号寒柯,浙江龙游人。光绪九年（1883年）十月初六生于衢州化龙巷,五岁识字,七岁入家塾,九岁从父授《尔雅》,读《说文》,后随衢州名儒王耀周从学七年,十六岁为诸生。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清政府废除科举制度,兴办新学,余绍宋被聘为龙游凤梧书院学长,是年二十一岁。     

何处是吾乡——《梁格庄会葬图》中的文士与画家

清末民初鼎革之际,社会体制发生深刻裂变。在古与今、中与西、传统与现代的矛盾冲突中,身负新旧之学的文人大多需要重新寻找自我的身份定位,而其定位的路径与形式则因人而异。余绍宋即属其中典型。他自幼秉承中国传统教育,又曾负笈东洋饱受西学熏陶,入民国后出任司法部公职。余绍宋雅好丹青赏鉴,与当时活跃于京华的文人学者多有交往。他曾任司法部高官,组织宣南画社经年有余,可谓博学通才。余绍宋于1920年为纪念其表伯梁鼎芬过世所绘《梁格庄会葬图》,表面看也许只具纯粹纪事意义,但是深究画面内涵与题跋内容、题跋者身份,结合其公余生活整体审视,可以推测,这幅画作背后其实隐含着更为深刻的文化动机与心理诉求。余绍宋所衷心期许的是中国传统文士身份,他的精神世界更多地倾心于传统文人天地。他用《梁格庄会葬图》为逝去的古典时代奏响了一曲挽歌,也为自我的身份认同与价值重塑,编织了一张专属于传统文士天地的意义之网。     

《梁格庄会葬图》：余绍宋与梁鼎芬的如烟往事

人相吊,或以诗词挽,或以韵文悼,鲜有作画而祭之者。然广东番禺梁鼎芬死后,浙江龙游余绍宋就作画为祭,记录了梁鼎芬下葬的情景。此画名为《梁格庄会葬图》。1920年1月3日（农历十一月十四日）,号称清末民初＂岭南近代四家＂之一的梁鼎芬在北京，     

略论二十年代梁启超与余绍宋之交往

上世纪二十年代，是梁启超先生生命中最后的十年，在这十年中，他与一个人交往特别深，两人之关系非同一般，可谓情深义笃。这个人便是余绍宋。余绍宋（1883—1949）号越（樾）园，别署寒柯，浙江龙游人，民国时期著名学者，在方志学、书画创作及理论方面都有建树。本文根据有关史料，就梁启超为《龙游县志》作序、聘请余绍宋任司法储才馆教学长、向余学书法、余为梁作画等，略加陈述，权作存史。     

余绍宋与民国《龙游县志》

余绍宋为近代著名方志学家，由他主修的民国《龙游县志》和《浙江通志》在中国方志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梁启超先生对民国《龙游县志》推崇备至，在其所撰《龙游县志》序中，将余绍宋与章学诚相提并论。本文对余绍宋先生与方志学的渊源，并对其在民国《龙游县志》学术成就加以阐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