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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陈晔 《史学月刊》2008,(12):32-37,72
元符受玺为北宋哲宗一朝的大事,在传统政治文化发展史上也有着特殊的地位。哲宗君臣对传国玺的接受,不是玉玺正统象征这一传统观念的显现,而是现实政情、理想化政治追求与传统政治文化间博弈的结果,从中反映出的是将传国玺符瑞化的倾向。由于传国玺本为暴秦之物,不幸又与绍述政治、奸臣蔡京联系到一起,加之士人将道德因素介入的失败,此后传国玺的传统政治符号意义在世人批判中完全消解,甚至作为符瑞的合法性都被否定,它被重新赋予了暴政、无知、欺诈等象征意义。  相似文献   
2.
蔡名哲 《清史研究》2020,119(3):109-118
制诰之宝在明清易代之际扮演了重要角色。当时皇太极君臣视该玺为秦玺,故其继统乃来自汉唐以来诸王朝。当得玺的消息传出,还出现该玺为掌教符印之说,并为清朝所接受。入关后清朝淡化该玺之重要性,并视之为元玺,乾隆皇帝更称大清得统在德不在玺,并毁坏该玺,但却在多年后又予重制,以免显得清初得统不正。当蒙古王公献上同名玉玺,皇帝面对蒙古仍打算利用之。从传国玺能见清朝正统论在不同阶层、时段、文化中的调整及影响。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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