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轨迹看“以史为鉴”的得失

“以史为鉴”是历史学被高度政治化的1体现。结合中国古代史的发展轨迹做考察,就必须承认,“以史为鉴”可以导致两种不同的社会效用。正面效用,用作前车之鉴,直接导致了周、西汉、唐盛世的出现;负面效用,以防弊致弱的方式,影响到东汉、西晋、北宋等朝代的立制不良。对造成这两种不同效用的原因,应该正视和探讨。     

论“康雍乾盛世”的史学思想

中华民族历来有重视治史的优良传统,历朝的统治者都会编纂前朝的历史。就所修史书来说,清朝康雍乾时期无论种类之多或数量之巨都是前所未有的。特别此时期官方编纂的《明史》,体例严密,考订详慎,史料正确,对人物事件的评论比较符合公论,被公认是二十四史中质量最好的史书之一。可见,清朝康雍乾时期的史学成就,超过了清朝以前任何一个朝代。康雍乾盛世的史学思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秉公持平"论兴亡;(2)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角度看待明亡清兴;(3)十分重视对史料的收集和鉴别运用;(4)重视选拔和任用有学问的人担任史官。"康雍乾盛世"时期的史学思想给我们当今盛世修史以很多启示。     

李学勤 “我反对一味以史为鉴”

他批评大学教育的功利化,带着理科生读《史记》李学勤已经79岁了,身体还很硬朗,与老伴儿住在清华大学北部荷清苑的房子里,虽然家里只有老两口,但并不清静,电话、短信不时"袭来",李学勤一个都不错过。除了有妻子相伴,李学勤的人生至爱——古文字也给了他足够的精气神。到今年,李学勤已研究中国古文字整整60年。作为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国内顶级古文字学家,他近年的一大乐事是在大学校园里为学生开历史讲座,     

“求实存真”的一面旗帜

《炎黄春秋》不是一个专门的史学刊物,但又是一个具有鲜明史学特色的刊物。它能成为当今中国最具有影响力的一家刊物,离不开历史。《炎黄春秋》创刊20年来,发表了大量的关于中国现代史特别是中共历史的文章,对推进和深化中共历史研究做出了十分重要的贡献。我认为,这些贡献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第一,《炎黄春秋》秉承了"求实存真"的史学传统,一直坚持"实事求是,秉笔直书,以史为鉴,     

以史为鉴的伍子胥画像镜

在我国古代青铜器中,把历史题材以连贯画面形式作为器物图案纹饰的,恐怕只有伍子胥画像镜。《史记》中有越王＂勾践乃以美女宝器令种间献吴太宰＂①的记载。而成书于东汉时期,被誉为我国方志鼻祖的《越绝书》中,     

彰显地方史志育人功能的精品力作——读沈秋农新著《常熟抗战史印》

<正>人们常说,编史修志具有存史、资政、育人的功能。存史是基础和前提,只有掌握大量确凿的史料,才能把史实立准、立好。当然,不是为了存史而存史,而是只有把史实立准、立好,才能理直气壮地、有根有据地以史为鉴,起到资政、育人的功能。这些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我是亲身经历者,深知其中的甘苦。近读沈秋农新著《常熟抗战史印》(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0年出版),爱不释手。     

海打战役流产的历史真相

发生在1936年的海（原）打（拉池）战役的流产,既是红西路军最终失败的前兆,又是导致红西路军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弄清这一历史真相,既可正本清源,又可认知成败得失,发挥以史为鉴的历史功效。     

历史造成的损失可从后来更大的进步得到补偿

祝贺《炎黄春秋》创立十五周年。十五年,共发出172期,其中颇多力作精品,体现了以史为鉴,不忘过去,未来之师。与此同时还形成《炎黄春秋》的办刊风格：求真务实,似可称当代资治通鉴,将过去历史重大事件,还原本来面目,力避误传误导。     

改制企业修厂志 以史为鉴示未来

原达州市万福钢铁厂从1940年建成投产到2004年关停破产并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决定注销其厂名,历经了65年的历史。在此期间,万福曾两次较大规模修志。一次是上世纪80年代中期,历时三年,记述了万福厂从1940年到1985年共计45年的历史,其后,又编写了三本《年鉴》,记录了1986年到1989年的历程。二次修志是在万福关停破产后,我们留守处组织人员,用了一年多时间续编了万福钢铁厂1990—2004年《厂志》,数易其稿,全书约16万字,于今年1月经达州市文化出版管理部门批准印制成书,至此终于给万福的历史全貌画上了一个完整的句号。     

以史为鉴 以法为据 做好地方志工作

2013年7月24日,四川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召开,会议在分组讨论中审议了《四川省地方志工作条例（修订草案）》。审议中,刘守培委员建议在《条例》第三条“地方志编纂工作应当”和“坚持实事求是”之间加上“尊重历史”四个字。同时认为,在编纂地方志过程中要注意两个“防止”,一是防止过度政治化,二是防止利益化。真正体现尊重历史、依法修志的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