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另一“战场”的战将王近山

被邓小平誉为“一代战将”，江泽民祢为“杰出的战将．人民的功臣”的王近山将军．是富有传奇色彩的将军。本刊于令期刊发有关王近山将军的两篇章．从不同侧面展现将军在战争年代与和平年代的非凡经历，请读注意。     

民主政治建设需要改变思维

民主这个概念十分复杂。一般都说在最本原的意义上民主就是"多数人的统治",但我们也都知道,"多数人的统治"在某些条件下恰恰就会变成"多数人的暴政"。今天我们所讲的民主,其实已经不再是民主这个词本身字面上的意思了,它     

伪蒙疆政权的绵羊改良活动

日本树立伪蒙疆政权后,为了掠夺该地区丰富的畜产资源,实行畜产统制政策。羊毛统制是畜产统制的核心,即对绵羊的增产改良、羊毛的收购、对外输出等,实行强制性的政府指导、控制措施。其中,绵羊改良是羊毛统制政策的重点之一。为了获取重要战略资源羊毛,日本将该地域作为大陆绵羊改良的基地,通过伪蒙疆政府、日系企业、蒙古绵羊协会等组织对肉、皮兼用型的蒙古原种绵羊进行改良,实质是为日本的对外侵略扩张提供羊毛这一急需的战略资源。     

新中国行政监察体制的建立与初步运行（1949—1954年）

1949年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人民监察委员会是高于部级的行政监察机构,它成立后一边积极开展行政监察工作,一边不断完善各级监察机构和政策法规。周恩来领导制定了监察工作的基本方针、基本原则和若干具体政策,并提出要围绕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发动群众开展监察工作。1949—1954年,我国行政监察体制的建立和初步运行取得了显著成就,紧密配合当时党和国家的主要工作,制定实施了一系列相关法律法规,逐步形成了较完善的行政监察体系,其实践探索对深化当今我国监察体制的改革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和启示意义。     

《人民手册》:新中国史史料编纂的早期代表刍议

史料是历史研究的基础。新中国史史料编纂与新中国历史同步展开。1950—1965年间出版的《人民手册》以其丰富、全面的资料成为新中国史史料系统编纂的早期代表。《人民手册》的出版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是编者个人志趣与工作经历、报社责任与时代发展等因素综合影响下的产物。按年度出版的《人民手册》收录了各年度党和国家重要会议、法律政策文件、党派团体情况以及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领域的成就与统计资料,既是一套具有重要实用价值的参考工具书,又是一套具有很高史料价值的系统的新中国史史料集,为新中国史史料系统编纂工作奠定了良好基础。     

“仿照庚子互保”：江浙战争与江苏耆绅的和平运动（1923—1924）

江浙关系与全国政局相表里,自1922年以来两省关系深受直系与“反直三角同盟”牵动。1923年沪杭成为“反直中心”后,江浙关系恶化,以苏社集团为代表的江浙耆绅主张仿照东南互保先例促成江浙和平,他们推动两省军阀签订和平公约,相当程度上延缓了战争爆发。但1924年直系战败,“反直三角同盟”主政,为此张謇等苏社诸理事促使直系江苏督军齐燮元下野,避免了战争扩大。在此过程中张謇与苏社其他耆绅态度常不一致。这些政治运动展现出苏社集团的政治力量与江苏“绅军政权”的特质,也展现出晚清政治在北洋时期的延续性。齐燮元素与江苏耆绅关系密切,双方均以“保境安民”为要约。但江浙战争期间,军阀受派系利益求“保境”,士绅因地区利益求“安民”,军绅之间发生严重分裂。军阀无法安民,其存在的合法性亦发生动摇。     

声音

“核设施遭攻击是以色列挖的‘陷阱’。”纳坦兹核设施刚启用一天就发生事故,显然惹恼了伊朗。伊方将批评矛头指向以色列,外交部长扎里夫表示要对“犹太复国主义者进行报复”。在他看来,以色列企图通过破坏纳坦兹核设施,“报复对解除美方制裁保有耐心和理性态度的伊朗人民”。     

海外人士对中国共产党凝聚力的认知评析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由小变大、由弱变强,不断发展壮大,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在百年奋斗历程中显示出强大的凝聚力.中国共产党的凝聚力令海外学者、媒体和政界人士等为之惊叹,他们从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品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坚持人民至上、采用适合中国国情的制度等方面探寻这种力量的来源.系统梳理、深入剖析海外人士的研究观点,有利于了解国际社会对中国共产党的看法,有助于拓展学术视野,有益于为国内学界开展中国共产党凝聚力研究提供参考.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周年有奖征文启事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主席在北京天安门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这一庄严宣告像一声春雷,震撼了全世界。     

从新角度审视辽朝社会——《科举与辽代社会》评介

辽朝作为一个由北部边疆游牧民族建立的民族政权,立国之后为选拔人才巩固统治,积极效仿中原政权引入了该制度,使得参加科举成为有辽一朝重要入仕途径,以科举制度相关问题作为切入点来还原辽朝历史可以被视为一个新的学术增长点,然而很长一段时间内,学界对于辽朝科举制度相关研究力度明显不足,专著成果稀少。20世纪以来,随着辽朝碑刻资料不断出土,辽朝科举制度研究著述逐渐丰硕,开始改变这一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