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兹别克案":苏联后期反腐运动评析

"乌兹别克案"是苏联后期(从1982年勃列日涅夫去世之后)发起的反腐运动的重要部分。由于从戈尔巴乔夫改革到苏联解体的进程太过迅速,因而"乌兹别克案"的意义并未得到学界应有重视。"乌兹别克案"是苏联解体进程中的重要环节。"乌兹别克案"引发苏联国内政治格局的重大变化,与当时蔓延中亚-高加索地区的民族冲突和族群政治进程紧密相关;考虑到其对于中亚-高加索地区的政治精英和普通大众的广泛影响,反腐及其扩大化导致民众恐慌,反腐败的逻辑与计划体制产生矛盾,因而"乌兹别克案"客观上成为苏联走向市场经济的社会基础。"乌兹别克案"也是乌兹别克斯坦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起点。     

苏联解体前的乌兹别克大贪污案

正苏联从建立到解体,在社会主义运动史上存在将近70年。在半个多世纪的岁月里,自苏联缔造者列宁,到亲手解散苏共的戈尔巴乔夫,领导干部集团的腐败,始终如附体之毒瘤难以根除。苏联70年的腐败史,对后世是一个沉痛的历史教训。     

揭秘改革派如何推动农村变革

1978年,当那场震撼全国的真理标准大讨论吹响改革的号角时,在有8亿人的农村,也已经在酝酿甚至正发生着一场重大的变革。生活在5万多个人民公社中的农民,纷纷开始冲破“牢笼”,一时间,人民公社呼啦啦如大厦倾,中国的农村即将迈入一个“新的时代”。那么,这场史无前例的农村改革是如何历经阻挠破冰而出的？     

论十年建设时期所有制多样化探索中止的原因

正1956~1966年是中国社会主义全面建设时期。在1956年完成三大改造后,中国建立了几乎单一的公有制。然而从中共八大开始,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第一代党的领导集体便对所有制结构多样化进行了系列的探索与实践,不过没有得到始终如一的坚持,在1958~1962年间出现了三次反复,最后完全中止。究其原因,国内因素主要是由中共领导人对所有制的认识水平决     

挣工分的那些日子

大约从1958年开始,中国广大农村进入了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实行生产队集体制,大家一起劳动,靠“工分”量度劳动量的多寡,分配一年辛辛苦苦得来的劳动成果.“工分”在当年的重要程度,犹如社员的命根.因为平时生活要向生产队借粮,年终再按工分分粮食还给生产队.     

苏联“大清洗”问题争辩的症结及意义

搞清苏联“大清洗”问题必须依据俄罗斯权威部门档案材料。从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到叶利钦出于清算“斯大林集权体制罪行”的目的,各自单独统计的大清洗和苏联时期判刑政治犯人数,是在当时条件下的最大值;根据最新材料,其中既有被枉杀的无辜,也有该镇压的罪犯。研究大清洗问题,既要看到“破坏法制、伤及无辜”对苏联社会稳定造成的深层次影响,也要看到在苏联解体中竭力夸大大清洗数据、全盘否定苏联历史的重要因素。     

参加河北农村“整风”“整社”的回忆

1960年冬,我还是南开大学历史系三年级学生,在教育革命的高潮中被"拔青苗",安排到本系作助教.为贯彻中共中央1960年11月发出的<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简称"十二条指示信")的要求,在农村开展"整社"运动,以求迅速扭转严重的困难局面,1960年冬至1961年春,我随历史系部分青年教师和学生干部参加了河北省委组织的工作团,到邯郸地区进行农村"整风"、"整社".这段经历令我终生难忘.     

民族问题与苏联解体——欧、美学界的研究

本文将欧、美学界从民族问题的视角对苏联解体原因的研究归纳为八个方面,认为这些研究成果对于我们更加深入地分析苏联解体的原因,更加全面地总结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经验、教训,探讨当代国际社会及多民族国家妥善处理民族问题的方式,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中国第一个人民公社的大饥荒

2000年的5月7日在郑州河南省省委宿舍。 八十一岁的张申细言慢语地向我讲了他的历史和他在1959年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经过,他的老部下74岁的周化民在一边听着,有些是他们共同的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