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贵州贡院的使用与维修

贵州贡院建于明嘉靖十六年首开乡闱时,其发展历程正是贵州科举史的缩影。其结构及功能与他省贡院相似,规模居于全国中下等,号舍最少时不足千间,最多时超过四千间。其明末毁于战火,清代重建后亦频繁维修,经费则以公款为主,辅以民间捐助。     

明代京师富户之役考论——以徽州文献为中心

洪武、永乐年间曾经两次大规模迁徙富户到京师,这是明初统治者为巩固自身统治而采取的重要措施。依据新发现的徽州文献,结合其他文献资料,对此可做进一步的深入研究。明初的京师富户之役是为修建新都而针对特定富民群体设定的一种极为严苛的徭役,被强迁的富户为此付出了极为沉重的代价。明中期以后,京城的大规模建设业已完成,统治者的治国方略和政策措施也做了一定的调整,对京师富户役进行了多次宽免。在明代中期的役法改革中,京师富户役逐渐演变为一种在原籍地摊派征收的银差,明初强迁至京师的富户之役则逐步消亡。     

“同文馆之争”:一场洋务派与保守派的论战

正近代以降,华夏多难,粤海炮响,门户洞开,西方文化也随着坚船利炮、洋货商品输入中国。部分开明人士蒿目时艰,逐渐认识到西方科技优越性所在。不过朝野上下,内恬安苟且,外懵懂无知,仍旧沉睡于"天朝上国"迷梦之中,错过了许多宝贵时光。第二次鸦片战争时,英法联军一把火将万园之园——圆明园烧掉,成为国人心头永久之痛。基于如此惨重的打击,清政府痛定思痛,开始谋求"自强求富",开展洋务运动。借洋务运动之东风,西学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北平城市清洁“自治”

正清洁卫生,是城市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也是政权治理能力的重要体现。对于北京这样的大城、古城,清洁工作更是繁重。清朝末叶,北京环境卫生相当恶劣。到清末新政之后,政府才着手创设近代意义上的清洁体制。其后多年,北京清洁卫生主要是由地方政府负责。不过在20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古城里却兴起了一场以"市民自治"为核心的清洁体制改革,其兴衰成败,颇值得后人玩味。一民国建立后,北洋政府设立京师警察厅,     

汉代集灵宫与华阴故城考证

汉集灵宫为武帝求仙所建,汉华阴县为高祖八年更名设立,二者均位于华山北麓。《水经注·渭水》对其地望记载明确,本无争议,但近人研究却逐渐将其位置相互混淆。汉华阴故城年代稍早于集灵宫,二者性质、年代和功能均存在较大差异。2010年,秦汉离宫别馆考古队调查华阴市境内,在此发现并详细调查了杨家城、瓦渣梁等10处秦汉时期遗址,采集到大量可供断代的遗物标本,为解决华阴境内秦汉时期遗址的性质提供了科学、详实的资料。其中杨家城遗址通常被认为是汉"华阴故城遗址",但通过本次调查发现该遗址年代较晚,与文献记载的汉华阴县城不符,反而与汉集灵宫在年代和地望上非常吻合,应当是汉集灵宫遗址所在。考古队在杨家城遗址以东还发现了另外两个重要遗址—瓦渣梁与黄埔峪遗址,通过研究,发现这两个遗址当分别为汉华阴故城和华山祠所在。     

中国古代早期王都的基本特征

中国早期王都城邑具有祭祀和军事两个功能与特征,都城与京师之称,是对中国早期王都城邑这两个功能的概括与总结。     

《富国策》著译者考释

"富国策"最初为近代西方经济学科输入中国时的译名.两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为了对外交涉的需要,在京师设置了同文馆,以培养外交人才.1869年,京师同文馆聘请美国传教士丁韪良为总教习.1876年,丁韪良参照西方学制,进行课程改革,设置了八年制和五年制两份课程表,其中最后一年皆有"富国策"一科.至于为何将"富国策"放在最后一年开设,据<大清会典>记载,当学完前几年课程,即修完外语与格致学后,"则习公法或富国策","富国策,农工商之事也.     

试论京师同文馆的教学组织形式

京师同文馆的教学组织形式中,除了分专业的英、法、俄、德和东文(日文)等外文各馆及天文、算学、格致、医学等馆以外,还存在其他的形式——前、后馆的分馆教学、班级授课的分班教学、特班形式的短期培训等。研究京师同文馆的教学组织形式,对于了解近代中国教育历程具有一定价值。     

袁世凯隐居彰德韬光养晦

1908年,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相继死后,接掌国政的摄政王载沣立即罢了袁世凯的官,令他回籍养疴。此后,直至辛亥革命复出,袁世凯隐居彰德洹上村三年。对于袁世凯这几年的活动,史籍语焉不详,民间有许多猜测和误传。     

贡院石碑

贡院石碑,位于贵阳市乌当区下坝街上（现已搬到下坝乡喇平村下院村民组）。碑高1．2米,宽0．8米,厚o．12米,青石。建于清道光8年（1829年）农历十二月初四日,距今已有180余个春秋。碑眉为“万民沾恩”,碑文为小楷,阴刻,共1040字,多用繁体字和异体字书写。因置于贡院大门内侧,未受风雨侵袭,字迹清晰可见,无标点符号。全文如下（文中标点符号系笔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