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与“思辨”:德性的载体,天人相通的途径

"中庸"在中国哲学与中国文化里是一个重要的概念。《中庸》中讲到:"喜怒哀乐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而谈到所说的"致中和",我们首先要探讨"诚"及其与"中庸"的关系。"尽其心者,知其性也,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1]这句话中提到了一个"诚"与     

表演文化与雅典民主政治——以政治演说为考察对象

古希腊的表演文化深刻影响着雅典民主政治,这种影响集中体现在雅典政治演说的特征上.雅典政治演说在民主政体中承担着重要的政治功能,同时,它本身作为一般意义上的表演行为还具有特定的表演性,政治演说之表演性的过度发展将妨害其政治功能的正常发挥.然而,政治演说的表演性与雅典民主政治的运作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必然联系.雅典人对政治演说之表演性的批评实际是他们在表演文化的语境中对其民主政体运作方式所进行的反思.     

浅论古代希腊罗马的混合政体思想

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对自由主义的批判中,"共和主义"在西方得以复兴。而共和主义思想中制度层面上的混合政体思想完全可以在从希腊到罗马的思想家的论著中找到论证。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波里比阿再到西塞罗体现了混合政体思想由消极到积极、由萌芽到发展到鼎盛的过程,也反映了共和主义在制度层面上的逐步成熟。     

浅析亚里士多德的实体观

亚里士多德建立了西方哲学史上第一个形而上学体系,他也是形式逻辑的创始人,对词的意义和词分类进行了深入研究。实体是亚里士多德哲学的核心概念。亚里士多德在《范畴篇》中认为实体是个别事物,后来在《形而上学》中认为实体是形式。亚里士多德对实体的认识变化过程表明了他对实体研究的深入,其前后期的实体观具有紧密的联系,对此后的哲学思想有着巨大的影响。     

汪子嵩先生访谈录

汪子嵩,著名希腊哲学史学家。1921年生于浙江杭州,1945年毕业于西南联大哲学系,后考入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1949年至1964年在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1964年至1987年任《人民日报》理论部编辑、高级编辑、副主任。曾任中华全国外国哲学史学会理事长,《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编委会副主任及外国哲学史分支主编。专著有《希腊的民主和科学精神》、《亚里士多德关于本体的学说》等。近日,本刊特约作者张建安对汪子嵩先生进行了专访。     

《圣经·旧约》中亚当与参孙之悲剧的相似之处——基于亚里士多德悲剧理论的分析

本文基于亚里士多德的悲剧理论,对《圣经·旧约》中亚当和参孙的悲剧进行分析,从而说明其悲剧所具有的普遍性和相似之处:他们的身份高贵,在犯了相似的错误(即轻信女人和违背与耶和华之约)之后,命运由顺境转入逆境。     

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汉译举误

亚里士多德的《雅典政制》是研究古希腊政治史的重要史料。主要的汉译本有两种,其中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译本在学术界影响较大。两个译本都存在多处翻译问题。本文以商务印务馆出版的译本为对象,摘其要者36处从古希腊文原文出发一一辨析,并引后者加以对照。本文的举误以指出字句上的误译为主,间或考证史实说明文意,这方面主要建立在西方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有些地方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运用亚里士多德的艺术规律标准论《穆斯林的葬礼》

一部好的作品可以贯穿古今,人时代变迁仍屹立不倒,理解亚里士多德艺术规律标准有利于比较中西文学作品的差异。     

如何获得幸福——关于亚里士多德幸福观的思考

幸福是一个古老而又常用常新的话题,古今中外,几乎每个思想家都论述过幸福,亚里士多德便是其中的一位对幸福问题洞察全面而深刻的哲学家。他在古希腊城邦生活的背景下,通过批判地吸取柏拉图等前期思想家有关幸福论述的思想资源,提出了以至善为起点,通过德性的完满实现来获得幸福,从而将德性幸福论完善并发展到了一个顶峰。通过研读亚里士多德幸福观,从中可以探寻当今社会人们如何获得幸福的真谛。     

墙内的风景

当光线通过一个细小孔隙钻进漆黑的空间时,会发生奇妙的事。亚里士多德任公元前4世纪就描述过这种现象;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达芬奇绘出了过程示意图。在19世纪的科尼岛等海滨度假胜地,游客排着队观瞻这种光影魔术。时宅推进到1988年,波士顿的一问教室晕。占巴裔讲师阿韦拉多．莫雷尔在一所艺术学院教摄影人门课时,突发奇想要玩一回复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