粤西南地区南朝至唐代遗存的新认识

2007年,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配合粤西南的洛湛铁路岑（溪）茂（名）段建设的抢救性发掘中发现了一批极具特色的遗存,年代为南朝至唐代,学界常称之为“俚人文化”遗存。长期以来,学界未对此类遗存予以足够关注,本文拟在以往发现和研究的基础上,结合笔者所见新材料,试就此类遗存的文化特征、命名、分布范围、分期年代等问题提出一些新的认识。     

河北省旅游产业集聚区优化发展探究

旅游产业集聚区的形成往往代表着当地旅游产业的发展水平已经达到了一定的高度,同时,旅游产业集聚区也能够通过集聚效应吸引更多的企业入驻,使区域旅游经济迈向更高水平。打造具有较强竞争力的旅游产业集聚区对河北旅游经济的发展至关重要。本文将结合旅游产业集聚区的基本概念和内涵,分析河北省旅游产业集聚现状,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河北省旅游产业集聚区优化发展的路径,主要包括提升核心景区、龙头企业的带动作用,完善区域旅游产品体系,多方位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延伸旅游产业链,加强产业融合,培养符合时代需求的旅游专业人才等。     

《日本的民俗学:“在野”之学二百年》

<正>迄今为止,日本民俗学史研究基本上都是以柳田国男为中心展开论述,"柳田民俗学"成为一种定格,而对柳田国男以外的民俗发展动向、活动以及对民俗的认识却未能给子足够的关注。有鉴于此,日本当代著名民俗学家福田亚细男先生的《日本的民俗学:"在野"之学二百年》,在合理评价柳田国男对日本民俗学影响的同时,试图摆脱既有民俗学史的窠臼,把握日本民俗学史的整体性。     

开拓创新,乘势前进 努力开创地方志事业发展新局面——在全国地方志机构主任工作会议上的总结讲话

(2015年4月17日)同志们:在全体与会代表的共同努力下,全国地方志机构主任工作会议圆满完成各项议程,马上就要闭幕了。下面,我对会议作简要总结。一、关于会议的总体评价此次会议,既是贯彻落实第五次全国地方志工作会议精神的一次重要会议,也是在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五届二次会议后召开的首次年度工作会议,对于今后更好地贯彻落实会议精神,非常重要,非常及时。会议达到了总结经验、交流思想,探讨问     

自治区残联召开《新疆通志·残疾人事业志》编纂工作启动会

2015年5月13日,自治区残联召开《新疆通志·残疾人事业志》(以下简称《残疾人事业志》)编纂工作启动会。自治区残联党组书记、理事长周俊林,自治区地方志编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廖运建分别作重要讲话。周俊林首先代表自治区残联党组、理事会对与会者表示热烈欢迎,对参加会议的自治区地方志编委会的领导、专家及民政厅志书编纂工作专家的到来表示衷心的感谢。会上,周俊林要求,要充分认识编纂《残疾人事业志》的重要意义。他说:《残疾人事业志》是全面系统记述自治区残疾人事业的历史与现状的资     

《雅典胞族法令》译注

在古代雅典,胞族是兼具血缘和地缘特征的基层社会组织,是维系氏族、德莫和部落、保证雅典城邦运转的宗教纽带。在政治和宗教无法完全剥离开来的雅典社会,胞族成员资格无疑是雅典人获得公民权的必要条件,而参加胞族节庆及祭仪等宗教活动,亦是雅典人对其公民身份的自我建构过程。《雅典胞族法令》系一篇关于胞族如何确认其成员资格的石刻铭文,对德凯莱亚地区男童和男丁的审查入籍做出了相关规定。该篇法令是解读雅典胞族组织最为重要的文献证据。     

民和“花儿”的文化形态

著名"花儿"王子马俊曾有一句戏言:青海的"花儿"在河湟,河湟的"花儿"在民和,民和是"花儿"的窝窝。的确,作为河湟文化的重要发源地,民和丰富的历史文化和民俗文化资源是"花儿"创作的富矿区,也是"花儿"广为传唱的流行区,其境内流行的曲令多达十数种,大小"花儿"会也有五六个,尤其以七里寺"花儿"会为最。其传唱流行的"花儿"可以说基本上涵盖了河湟"花儿"的绝大多数,特别是七里寺"花儿",是民和地区"花儿"的精华,蕴含着丰富的、独具特色的文化形态,有其传承发展的重要价值。因而     

自治区地方志工作督查组到有关区直单位督查

<正>2015年3-4月,自治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李秋洪、副主任唐中克、秦邕江和副巡视员王艳珍分别带领三个工作组到自治区科技厅、人社厅、环保厅、水产畜牧兽医局、地震局5个单位开展地方志工作督查。主要督查各单位地方志工作落实"一纳入、八到位"情况及二轮三级志书的编纂进度。督查主要采取座谈会方式进行,各单位就落实"一纳入、八到位"情况、二轮三级志书编纂任务完成情况、     

新四军成立纪念日的由来

2017年10月12日,是新四军成立80周年。这是一个很值得我们纪念的日子。10月12日是新四军成立纪念日,并不是新四军开始组建或者完成组建的准确日期。就像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成立纪念日,而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是1921年7月23日,并不是7月1日召开的。     

沉陷区治理困境之法律原因探析

随着能源资源需求量的不断加大,我国矿产资源的开采力度日益加剧,再加上多年来矿产开采积累的“陈年旧账”,地表塌陷程度日益严重,沉陷区面积不断扩大。究其原因,与我国有关沉陷区治理的法律规范不健全,责任主体不明确,缺乏有效的治理与恢复措施紧密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