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府档案中衢州孔氏文献概述与价值研究

浙江衢州孔氏是孔子世家的一个重要分支,产生于宋金元对峙的特殊时期,是历史大环境的产物。元朝统一全国后,孔子第五十九代孙孔彦绳于正德元年(1506)受封翰林院五经博士,主奉衢州孔庙。从宗族角度讲,衢州孔氏是孔氏家族的一分子,受大宗即衍圣公的管理;从职官角度讲,翰林院五经博士属于衍圣公府的属官,受衍圣公府节制。孔府档案中保存了大量衢州孔氏与衍圣公府以及衍圣公府与礼部、吏部、浙江巡抚、衢州知府、西安县等来往的各种公私文书。衢州孔氏文献保存下来的较少,孔府档案中的记载更显弥足珍贵。本文以孔府档案为核心资料,对衢州孔氏文献进行系统梳理,着重衢州孔氏翰林院五经博士研究,并阐释孔府档案作为原始资料的重要价值。     

“茶博士”的由来

＂博士＂这个词,早在战国就出现了,当时,把学识渊博、通古博今的人称为＂博士＂。秦朝时出现了诸子博士、术数博士等,是一种官位。建元五年,汉武帝设置了五经博士,专管儒家经学传授。到了唐朝,在太学中设国子诸博士,还有各门类的学科博士。清朝及民国也设立了国子博士、五经博士和太常博士,既是一种学位,也是一种官衔,具有世袭特点。     

沈阳故宫藏清宫文房用具

清代皇帝自幼读《四书》、《五经》,习学满、蒙、汉文字,兼及天文、地理等,且每日阅读前朝《实录》、《圣iJi『》,又喜临池书翰、著文吟诗、品鉴古玩。因此,内廷以及各处行宫遍设书房,房内书格环壁摆放,钙案上陈设笔墨纸砚以及各类文房清玩。文房清供是对中圈传统书房、书案陈设辅助用品的一种泛称,它多有精美的工艺造型和观赏性而被俗称为“文玩”。     

孔颖达论人性、王制与君道

孔颖达的人性论有三个基本思路:一是性情禀赋于天,因而人性相近,人情向善。二是人类禀赋的气质有差异,因而有贤愚、善恶、贵贱、贫富的性命之分。三是性情感于外物产生情欲,外物有善恶之别,因而情欲往往违背五常之性。这种人性论为王制与君道提供了更为圆融的哲理性依据。在主流儒学人性论的演化过程中,孔颖达及《五经正义》占据重要的历史地位。     

汉武帝与图书事业

汉武帝对图书事业作出重要贡献：他诏令“广开献书之路”,命官吏“大合天下之书”,“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使博士校理经典,搞出五经的系统的今文经本子与权威注释,在中国图书吏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开展关于汉武帝与图书事业的研究,填补该研究领域的空白,对于中国图书通史研究,对于深入研究汉武帝都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深切怀念吴厚民先生

吴厚民是安徽省舒城县千人桥人,生于1896年。自幼读私塾,通读“四书”、“五经”和中国史,是个诚实、刚直、亲和、重义,喜穿布鞋、着长衫、留山羊胡,不喜烟酒的文化人。吴厚民和老伴魏英,青梅竹马的婚姻,只生一个儿子,取名吴芝永。芝永上完初中后因日本鬼子侵犯家乡就停学了。吴厚民老伴在家门口,拣了一女婴,用米汤灌大,后来成为童养媳。1942年儿子17岁时已是一米七的个头,长得英俊帅气,对父母很孝顺。这一年童养媳14岁,已是半大姑娘,上小学,也因战乱而停学,她在家中帮婆婆喂猪、养鸡、放鸭,是忙家务的好帮手。一家人心地善良,相依为命。家…     

试析隋及唐初的儒学统一

南北朝时期南北儒学如双水分流 ,又互相影响 ,彼此修正。南方儒学在周隋之际北传 ,曾一度风行河洛。在唐初大一统的背景下 ,孔影达兼采南北 ,加以折衷 ,主持修订了《五经正义》,完成了儒学的统一。     

《五经正义》编纂考

《五经正义》的编纂是唐初文化政策和经学发展的必然要求。一方面,唐初统治者重视儒学,《五经正义》的编纂是唐初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唐初经义繁杂,《五经正义》编纂的直接目的就是为了统一经义。《五经正义》由唐初著名学者孔颖达主持编纂,历经初撰、修订以及最后定稿三个阶段,耗时十四年,代表了唐初学者的主流认识,也是唐初经学宗尚的集中反映。《五经正义》是在南北朝隋代经典义疏的基础上成书的,其中既有对前人旧疏的袭用,也有对前人旧疏的删节、剪裁以及驳正。     

孔颖达与《五经正义》研究述略

孔颖达（574—648）,字仲达（又作冲达）,冀州衡水人,孔子后裔,唐代著名经学家、教育家,其在经学上最大的成就是奉诏编纂《五经正义》。《五经正义》又称《五经义赞》,包括《周易正义》、《尚书正义》、《毛诗正义》、《礼记正义》和《春秋左传正义》。永徽四年,《五经正义》颁行天下。《五经正义》是唐朝正式颁行的儒家经典及其注疏的国定本,是唐代学校教育的标准教材。这部书博综古今,义理该洽,在哲学、政治、伦理、文学及教育思想方面颇有建树,在儒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京都大学所藏刘炫《孝经述议》残卷考论

隋代经学家刘炫自创“述议”解经体,其所作诸经《述议》曾被孔颖达选作《毛诗正义》、《春秋左氏正义》的底本,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但其书自晚唐五代亡佚后,中土学者即难睹其真颜,至20世纪中叶,乃有《孝经述议》残卷重见于日本。本文以此残卷为中心,对刘炫创立“述议”体的原因、“述议”体的解经特点、刘炫的经学思想与解经风尚、《孝经述议》在中土的亡佚及其在日本的流传等问题进行了全面的探讨,并对《孝经述议》残卷中大量引文的辑佚、校勘价值进行了初步的列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