绸缪束楚，三星在户：《夏小正》岁首星象考

历法的发展历程,最早是物候历,其次是观象授时的星象历,最后才有基于天文观测而推算确立的成熟历法。物候历时期,根据特定物候现象确定新年的日期;星象历时期,则根据特定星象的出现确定新年的日期。《夏小正》反映了中国古代历法从物候历到星象历的过渡,它记载一月星象“初昏参中”,表明当时是以参宿昏中为岁首星象,作为新年到来的标志。甲骨学研究证明,商代历法是以大火星黄昏南中天的夏历五月作为正月,夏主参星、商主大火的传说即反映了夏人以参星昏中为岁首星象、商人以大火昏中为岁首星象的纪时传统。     

清华简《五纪》“唯昔方有洪”章释义——兼及《五纪》的作者、性质问题

以训诂和文法分析、文献对读为手段,分析清华简《五纪》“唯昔方有洪”章（首章）的含义和《五纪》的性质、作者等问题,可以认识到：清华简《五纪》首章是对《五纪》全篇的总括,叙述了舜帝和群臣治理洪水、重建文明的经过;《五纪》即《尚书·顾命》中记载的“《大训》”,分为“正文”和“传”两部分;《五纪》的作者是周文王。     

汉代压胜钱星纹释义

正在汉代压胜钱中有许多带有星纹,诠释这些星纹的含义是很困难的事情,因为能够用于解释汉代星纹的材料不多。《史记·天官书》记述星座较系统和全面,但文字简练,没有星图,且是一家星说。《汉书》和《后汉书》《史记》没有更多新的可用内容,《晋书·天文志》关于星座的内容较丰富,但其作者是唐代人,时代有一定的跨度。有关星座的实物资料中,星图壁画、星图文本和汉画像砖石都有一定参考价值。     

家乡的"豆参"

我的故乡在滕州南部,是一个平原小乡村. 记得在童年的时候,村庄的东面是一望无际的大田.秋季里,这方圆几十里的世界,除了高粱,就是大豆.在上世纪六十年代,豆田里经常闹虫灾.豆虫是主要的害虫.那种虫子个体大,有成人的拇指粗,约十厘米长.由于蠕动缓慢,显得憨头憨脑的.初秋是通体碧绿,中秋便是草黄.它的样子很像海中出产的茄参,所以老乡们戏谑地称它为"豆参".     

名山烈士陵园的邓小平题词

解放军步兵第五十三师烈士公墓座落在名山县城的西关山上,人们习惯称为烈士陵园。陵园里安葬着80位烈士的遗体。陵园于1950年11月10日动工修建,历时四月,1951年3月落成。邓小平同志亲笔为剿匪殉难的烈士题词。小平的这幅题词镌刻在红砂石碑上,是陵园中极为珍贵的物。     

宋朝对外国使客的接待制度——以《参天台五台山记》为中心之考察

今存记录宋代典章制度之正史和政书等典籍,对宋朝接待外国使客制度之记载多有不详,但日僧成寻之《参天台五台山记》却详细记录了他以使臣身份受到宋朝政府之正规接待,享受引伴、护送、朝觐,及官方提供之交通工具与食宿等待遇情况。通过梳理《参天台五台山记》中宋朝政府对成寻一行之接待情况,并与其他文献之相关记载互作印证,我们可以较为清晰地了解到宋朝对外国使客接待制度之内容。宋朝对外国使客的接待制度,不仅体现出宋朝政治制度中分工细致、多机构相互合作与牵制,并严格按照行政规则办事之特点,而且亦反映出宋朝发展对日本等国交往关系之积极态度及其整个外交政策之复杂性。     

宋《天圣令》“因其旧文,参以新制定之”再探北大核心CSSCI

宋《天圣令》沿用唐令旧文,参修新制,对不适用的部分作修正。宋修改唐令方式大体可分为两种:其一,更改旧令,参补新制,立法者考虑到令文涉及的制度的完整性,对唐旧文作必要修改,根据编敕中规定的新制适当地参修入《天圣令》,编敕中仍然保留着这些新规;其二,保留旧文,只删不补。对于某条宋代仍在行用的唐令,即使新制承续补充了其所涉及的制度,如果《天圣编敕》已收载新制,基于编敕优先的原则,《天圣令》不再作具体补充。这一参修新制的原则与宋代法典体系中敕、令、格、式的职能性分工有着密切关联。参修新制,必因唐令旧文,需要唐令中有相应的可以接续的具体条款,否则不会被修入。《天圣令》在沿用唐代法典修纂方式基础上作了一些更改,尚不能完全摆脱唐代的影响。     

"奭公德政碑"与清末东北秧参管理

秧参种植向来为清政府所禁绝,在清末发生转变.在光绪六年(1880)秧参弛禁,奉天、吉林等地对秧参征收课税,秧参种植成为一项合法的事业.位于辽宁宽甸县的"奭公德政碑"记录了当地秧参种植户反抗官府征收苛捐重税的历史,见证了秧参种植的由"禁"到"弛"的变化.这通碑还反映出清末秧参管理存在私征瞒报税收问题.在官方厘定税收之后,问题逐渐解决.     

《圣经·旧约》中亚当与参孙之悲剧的相似之处——基于亚里士多德悲剧理论的分析

本文基于亚里士多德的悲剧理论,对《圣经·旧约》中亚当和参孙的悲剧进行分析,从而说明其悲剧所具有的普遍性和相似之处:他们的身份高贵,在犯了相似的错误(即轻信女人和违背与耶和华之约)之后,命运由顺境转入逆境。